梁启超诗词研究

梁启超的文学作品,及后人的评价包括诗词歌赋

1作品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 [1]：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2评价 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萧公权对梁启超的评价：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希望能帮到你，望采纳~~

梁启超对联赏析

梁启超对联赏析 梁启超自题联 得剑乍如添健仆；闭门长似在深山。

——自题 梁启超撰题联 春尽花魂犹恋石；雨余山气欲吞湖。

——题广东省-0.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天湖枕流亭 枕流亭在西樵山天湖畔。

上联以一片深情描绘出暮春落红图，春天将尽，花瓣纷纷飘落在山间岩石上，迷人的景色中弥漫着一层伤春气氛，以“恋”字表现作者对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有秀丽、柔婉的阴柔美。

下联以一腔豪情吟诵出雨气吞潮诗，描绘出雨后山林中雾气氤氲，翻腾奔涌，好像要吞没山溪春潮，隐寓作者当时有志不得申的愤激之情，以“吞”字抒发作者对壮志难酬的愤愤不平，具有雄奇、劲健的阳刚美。

联语一柔一刚，借景抒怀，柔婉中见雄奇，颇有意境，颇有深度。

党庠塾序式千古；智水仁山在此堂。

——题宏文学社 寿颂南山瑶池瑞；樽闻北海蓬莱春。

——题云南省宾川鸡足山石刻 门前学种先生柳；日暮聊为梁父吟。

——题北京袁崇焕祠 细石平流，游鱼可数；小山芳树，珍禽时来。

——题某园林 梁启超贺赠联 四十九年穷不死；三百六日醉如泥。

——1926年集句贺蹇季常50岁寿诞 二十四考中书令；万八千户冠军侯。

——集句贺段祺瑞寿诞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华章。

——梁启超赠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现代散文家、小说家。

原名玉堂。

福建龙溪人。

曾赴美、德留学，专攻语言学。

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等校任英文教授，20年代后期寓居上海愚园路“有不为斋”。

此联即为当时客厅墙壁上的悬联；当为梁氏后期作品。

此联十分贴切地写出了林氏的治学思想和成就。

林语堂最精彩的文章是用中文写的《谈西洋文化》和用英文写的《谈中国文化》。

一般来说，用异国文字来写本国事情，最容易失之肤浅，林却避免了这个缺点；这不能不说是他超人的地方。

此联正是写出了这一点，妙！梁氏善于集句联，也善于作联。

此联对仗工稳，不用典故，明白如话，当为其作联中的上乘。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赠著名女作家冰心 清诗不敢私囊箧；明月傥肯留庭隅。

——赠友人 上联谓清丽的诗句当与友人共赏，而不压书囊箧底。

下联言明月或当肯留于庭角，亦足可供观赏。

“傥”，谓或者。

联语对仗虽不甚工稳，但在感情表达上飘逸自如，为其特点。

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

——赠友人 以浅持博，以一持万；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集句题赠陈达 上联集：《荀子》句；下联集：《老子》句。

忽相思，更添了几声啼鴂；屡回顾，最可惜一片江山。

——集句赠刘崧生 上联集：姜白石《江梅引》、《琵琶仙》句；下联集：姜白石《法曲献仙音》、《八归》、辛稼轩《新荷叶》句。

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

——集宋词赠北京大学教授王力 蝴蝶儿，晚报春，又是一般闲暇；梧桐院，三更雨，不知多少秋声.——集句赠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胡适 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

——集句赠著名诗人徐志摩 徐志摩（1896-1931），近代诗人，新月派代表。

诗作甚多，1931年11月由南京赴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此系集宋人词句为联。

上联三句依次出自：首句陆壑《高阳台》、次句姜夔《点绛唇》、三句陈允平《秋霁·平湖秋月》，联语记述1924年4月12日，印度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应邀抵上海。

14日诗人徐志摩陪同畅游杭州西湖。

23日又陪他到北京名刹法源寺欣赏丁香。

下联三句分别引自：首句李祁《西江月·云观三山清露》、二句王之道《青玉案·送张文伯还朝》、末句陈简斋《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联语描述了徐志摩曾在“海棠花下”通霄达旦作诗的佳话。

为了纪念此事，梁启超便集词撰此联书赠徐志摩。

此联用八尺宣纸写成，书作北魏体，笺用朱丝画格，谨严古朴，在梁氏书法中推为上选。

任公[即梁启超]好集词为联。

此联尤见剪裁之妙，语如己出，一副十五言联，集了宋代六位词人的六首词的词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慷慨长歌，更饶意境，缘事而述，一气呵成，真是谈何容易！徐志摩为梁启超弟子，联语刻画宛然，甚合徐志摩性格。

梁启超生前视此联为自己最得意的一副作品，在《饮冰室诗话附录》里曾这样写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此联极能看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

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做个通霄。

”这恐怕就出于梁启超“胸中有洪炉，皆归熔铸”的缘故吧。

最有味，是无能，但醉来还醒，醒来还醉；本不住，怎生去，笑归处如客，客处如归。

——集句赠蹇季常 梁启超的别一副得意之作是赠其好友蹇季常的。

蹇季常好酒，无日不醉，于是他集以这样一联相赠。

上联出自朱希真《江城子》和张梅厓《水龙吟》，下联出自刘须溪《贺新郎》和柴仲山《齐天乐》。

蹇季常的朋友见了此联，无不拍案叫绝，说是蹇季常的神态毕真描出。

梁启超正是因为自幼苦读，胸有诗词无数，所以才能融会贯通，信手拈来如神来之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世以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欣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贺康有为70岁寿诞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年）夏历二...

梁启超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内容的论述,也就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一、 经济为立国之本 在梁启超的笔下，经济问题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只有在经济占优胜者，才能安定繁荣.所以，“国家之荣悴消长，惟于国民生计竞争之胜败决之”.梁启超认为，经济与政治常常是密切相关的，经济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防卫，是全球政治家所必须时刻考虑的最大问题.当经济侵略开始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行动，与国家无关，是经济现象，与政治武官.其实，立夫个人之后者，莫不有国家，个人先登，国家必从之.而生计现象与政治现象，常刻不可离.凡是在经济上被奴役的国家，不久就会在政治上被奴役. 梁启超不仅看到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还看到经济和军事的关系.他引用宾斯塞的话说：“古代为军政社会，凡一切产业上设施，皆以为发达军事之补助；今世为产业社会，反一切军事上设施，皆为保护产业之补助.”宾斯塞的话并不完全正确，但他点出了在近代社会，军事行动最后是为经济利益服务这一特点，还是很有道理的. 梁启超还指出，无论在生活上，税权上，企业竞争上，举借外债上或是在外交上，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其动机起于生计，而影响必及政治”所以，经济问题是立国的根本问题. 上面这些话，是他在民国元年讲的，不仅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深刻.那时候，封建顽固派迷信政权，以为有了政权就会有一切，而封建军阀迷信武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会有一切.特别是袁世凯，可以说是两者的典型.当他蛮横霸道，不可一世，正通过施展各种压力，取代孙中山当上大总统的时候，梁启超却从爱国的立场出发，提出经济为立国之本的论断.虽然，他后来在袁氏政府中当了官，但是和袁世凯唱反调.袁世凯想以大总统位为台阶，再登上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把中国占为己有；而梁启超的却是如何才能救中国，他总结西方各国经验，认为搞好经济是使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本途径. 民国初年，面对由于封建主义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所造成的经济破产和财政危机，梁启超一方面感到十分棘手，另方面有为争取财政情况的好转而提出与治标并行的方针：“治标策，与捂平昔所言治本策，绝非不能相容，非不能相容，而实乃必当并行也” 他认为，要整理当时中国的财政，若只进行小修补漏的方法是不能成功的，必须采取根本的措施，其治本的“纲领旨趣，则在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治为一炉”又说：“治本之策，一曰改正税制，而曰整顿金融，三曰改良国库”而听他说的治标的办法，则主要是指改革财政，奖励公债，裁减军费和行政费用等. 他强调治本的重要性：“吾固深信吾国实行被治本政策，则财政基础，终无巩固之日也”.但也不否认治标的必要，“此治本指标两策，实当同时并举.今既未能，但使能先行此治标策，则做裨已多， 而将来续行治本策，亦可以省却无数障碍” 梁启超提出这种治本与治标“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有一定见地的，但他所说的治本之策，并没有真正抓住当时经济和财政问题的根本，因此，不可能发挥什么具体的影响和作用.连他自己所担任的币制局总裁和财政部总长的官职，干了几个月也都干不下去，不得不呈请辞职，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梁启超还认为，国家的财政，应该为一国的人半事情.若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取虽然多，“未有以为病者也”“吾所出者知其所用在何处，则群焉信之，欣然而输之.”“凡人之情，出其财而知其所用，虽巨万而不辞，出其财而不知其所用，虽一文必吝.故民政之国，其民为国家担任经费，洒血汗以报国，曾无怨词，虽有重费之事，苟属当办者，无不举焉”.也就是说，以民财政民事，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否则，这种财政是怎么也理不好的.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指出过，中国当时的理财者，不是对人民进行搜刮，就是对应该发的俸饷加以克扣，催促人民交纳公债，比催交田赋来得更凶.人民的困难他们一概不管，但是国库的空虚仍然如故.难道中国真的缺乏钱财？难道中国人民较之西方各国人民更为吝惜钱财？不！而是由于以往的理财者没有“以民财治民之所致也.此吾所以虽理而无所得者也”梁启超的这些化，对清朝统治者的腐败统治和压榨行经的揭露和抨击. 梁启超又认为，了解财政学，并不只是一国之最高财政机关才需要.国家办一切事业，都需要钱财.无论承担什么职务，若对财政的常识一无所知，便很难把事情办理好.或者不考虑国家的财力所能及，而妄时兴作，就很可能会半途而废，或者国家要举办刻不容缓的政务，又由于无法求得相当的财源，被迫而不举.而“财政设施之得失，其利害之及于国民生计者，如影之斯随.”所以“各地方大小管理，于财政学之原则，皆不可以不粗知其概”.就是一般国民，对于财政的普通常识，也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选举理财的人才就能选得恰当.监督财政的事情才能做好.梁启超这些建议的本身虽然无可非议，但是在当时劳动人民连饭也吃不饱，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要求人人都应该有财政的普通常识，是脱离实际而无法实现的. 当然，在距今七八十年以前，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任务梁启超，嫩够比较明确的看到经济为立国之本，经济决定政...

梁启超的故事。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

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

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梁启超虽然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胞。

1914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

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

透过这座墓碑，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此次新会之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

纪念梁启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

梁启超曾宣称，有朝一日“举国行当思我耳”。

我们相信，大到“神舟五号”升空，小到每一件具体工作的革新，让维新故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在百年之后的时空中再次焕发光彩，便是回应这一预言的最好方式。

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 1933年，文学大师巴金乘船游览了新会天马河中一棵冠盖300亩的古榕树，写下了散文名作《鸟的天堂》。

他在文章结束的部分写道：“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那里就是朋友梁的家乡。

” 这里所描写的，便是梁启超的故乡。

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出生于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私塾先生之家。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待到我们寻访之际，先生辞世已75年，但这座百年故居仍然深藏于曲折盘桓的村宅中心，四周广植葵、榕、柑、橘，绿野无极，人声少闻。

梁氏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高墙围筑的青砖黑瓦平房，梁启超的少年时代便在此度过。

想当年，在梁家门前来来往往的人，有谁曾料到会从这个门口走出一位撼动世纪之交中国政坛文坛的思想文化巨人？在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摸索出这位维新巨人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12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名乡里。

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

据资料记载，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

“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

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

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在今天，梁氏宅院内中规中矩的厅堂布置，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位祖父不苟言笑的面容。

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木雕彩瓷画，典型的正统家庭气象。

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远超越了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

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

终其一生，梁启超虽然因为政见的“多变”屡遭诟病，但他爱国的宗旨却从未改变。

。

在新会人眼里，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

当地人流传着许多关于梁启超幼时出口成章的故事。

有一次，他爬梯子玩，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

还有一次，梁启超给来访的客人敬茶，客人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梁启超回应道：“写字狗扒田”，两个人用的都是新会俗语。

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即对：“南国人怀召伯棠”。

才思之敏捷令人惊叹。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0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

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他曾令授业先生发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

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启超，直到18岁时第一次领教到康有为“新学”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浇背”，毅然舍去旧学，投奔康有为门下。

梁氏故居内至今保存着梁启超接受启蒙教育和读书的地方“怡堂书室”。

书室很有点鲁迅先生笔下“三味书屋”的味道，正中悬挂着孔子的像，两旁分别是“读圣贤书”、“立修齐志”的对联。

书室中间按“品”字形摆放着3张课桌及条凳，室内仿佛至今仍然回荡着诵读“之乎者也”的...

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

以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为主要代表样式的汉代诗歌，对后世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时值世纪之交，让我们全面地回顾一下以往的汉诗研究，总结成果，吸取经验，对于促进这一学术领域在21世纪的发展，必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从魏晋到清末的汉代诗歌研究的简要回顾 要全面总结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成果，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世纪以前的汉诗研究状况。

广义的汉诗研究，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

曹氏父子的诗歌，直承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精神，在创作中就有对于汉诗的学习和研究，只是没有相关的著作传世。

因此，梁人刘勰对汉诗的评价，可以看作是汉诗研究的真正开始。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孝武爱文，《柏梁》列韵。

严马之徒，属辞无方。

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

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 这段话，是刘勰对汉代文人诗的评价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

但遗憾的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究竟作于何时，在这时却成了疑问，且不要说李陵、班婕妤的诗见疑于当时，就是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大多数在当时也已经不知为何人所作。

这里面有几首诗，传言为枚乘所作， 但刘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只肯定其中的《孤竹》一篇是傅毅之作。

和刘勰同时年龄稍小一些的钟嵘，在《诗品》中对汉代“古诗”有着更高的评价，甚至称其中陆机所拟的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与刘勰不同的是，对于传为李陵、班婕妤的诗作，钟嵘没有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古诗”，他虽然也承认时代“眇邈，人世难详”，可是却认为产生在李陵之前。

正因为钟嵘有这样的认识，按照他的评诗原则，“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就把“古诗”放在了整部书的最前面来进行评述。

和钟嵘同持肯定态度的还有梁人任昉和萧统。

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

”萧统虽然没说“古诗”的作者是谁，可是《古诗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编入《文选》才得名的。

同时他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

”这里所说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正是指传为李陵所作的《携手上河梁》一诗。

由此可见，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代和作者问题，自六朝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

唐宋以后，关于汉代文人诗的研究日渐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选注》，根据《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句，明确指出这些诗中有东汉之作，而决非全部出自西汉枚乘之手 。

而唐代释皎然和白居易，则对传说中的李陵、苏武诗仍然持肯定态度。

宋人蔡厚居虽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认为十九首非一人之词，同样肯定里面有枚乘、李陵之作。

王应麟则取《史记正义》引虞美人诗为证，认为五言诗在汉初已经产生。

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14中则以“李陵诗”和“枚乘诗”中有一“盈”字，犯汉惠帝名讳为由，认定这些诗一定是后人伪作（按此条已被后人驳倒）。

从此以后，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作者时代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

自唐宋以后，“诗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重要形式。

宋人范晞文的《对床夜语》、金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人杨载的《诗法家数》、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陆时雍的《古诗镜总论》等著作，对于汉代诗歌都有很高的评价。

特别是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人胡应麟的《诗薮》，是后人研究汉诗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自周代社会始，中国人对乐就极为重视。

对于在汉代而产生的配乐演唱的乐府诗，魏晋以降一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

历朝的正史，从班固的《汉书》开始，就有《礼乐志》专述汉代乐府产生的经过。

以后《晋书》、《宋书》亦有记述，其中以《宋书·乐志》最值得重视，中间有一卷专记汉魏相和歌辞，还有一卷中记录了汉代的杂舞曲辞和《鼓吹铙歌十八曲》，这为后人详细了解汉代乐府诗的发展提供了较早较为可靠的资料。

唐代以后，关于汉代乐府的发展演变情况，以杜佑的《通典·乐典》、郑樵的《通志·乐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乐考》三书记载较详，是我们研究汉乐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献。

关于汉乐府诗方面的最重要著作，当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

此书除搜罗的作品完备之外，另一特点是对其中的每一类、甚至一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题。

这部兼有研究性质的乐府诗总集，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以来的乐府诗研究著作里，最早的应该是传为东汉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

这部书中所记，大都是传说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汉代创作，这是后人研究自先秦以来中国琴曲演唱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六朝时陈人释智匠的《古...

梁宏达与梁启超的关糸.

梁宏达，1972年2月20日出生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新闻专业。

中国媒体评论人、出版人。

1992年，在黑龙江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做记者。

1998年南下北京，担任任《当代体育》《环球体育》《乒乓世界》《灌篮》等杂志主编、总策划。

[1] 2005年，担任中国教育电视台《第一观察》主持人。

2008年12月6日，中国之声正式开播《老梁说天下》《体育评书》节目。

2013年1月，主持浙江卫视《老梁刨楚汉》。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69136.htm?fr=aladdin 梁启超（1873年~1929年），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汉族，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诗词研究专家梁思顺（令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图书馆学家梁思庄、著名经济学家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

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999.htm?fr=aladdin#5_4 因此两个没有什么关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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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儒家的话怎么评价梁启超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

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梁启超饮冰室的由来

饮冰」一词源於《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内心之忧虑。

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梁启超内心之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得解。

所以，他正是借「饮冰」一词，来表达自己内心之忧虑焦灼呀！ 另外，有网友以为这是源自於「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可能是源自於他的文章《学问之趣味》： 「学问的趣味，是怎麽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

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

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喝一口。

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是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是要说如何如何便会尝得著学问的趣味。

」 从这里，我们发现，虽然梁启超并没有告诉我们「饮冰室」一词由来，是否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关，但是他的为学、做人与对自己的期许却是一致的！总要亲自躬身践行，才能有所得。

因此，不管他的「饮冰室」书斋、主人、文集，是因为样从事救国的大计而来，还是因为为学的躬身践行而来？我想，都在景仰之余，给我们无限的想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