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收藏此文 2020-12-15 15:28:41 | 整理：综合试卷网 | 本文TAG：苏轼 东坡 音律 | 阅读:
要
如何理解李清照别是一家与苏轼自是一家词学观“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从李清照《论词》看苏轼豪放词（累死累活的考据结论）李清照在其《论词》中总结了前人词家创作上的优缺点，并指出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从李清照《论词》看苏轼豪放词（累死累活的考据结论）李清照在其《论词》中总结了前人词家创作上的优缺点，并指出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特点及创作标准。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词别是一家”的观点。
她认为，词之区别于诗，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应保持自己的特色。
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几点： 一、高雅 李清照批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陈下”，反对以俚词俗语入词。
主张为词应像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文人的清高情趣和格调。
二、典重 李清照不满贺铸作词“少典重：，认为作词应当端庄典雅，不宜轻佻为之。
三、浑成 李清照重视文学的整体性，批评张先、宋祁有佳句而无佳篇，“破碎何足名家”。
认为词应有整体的意境，浑然一体。
四、协乐 李清照认为词要严格遵守五音六律及清浊轻重，反对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作词不协音律，并讥其为“句读不葺之诗”。
五、铺叙 这是由于当时长调慢词盛行，故而李清照认为词要注意铺陈，不满晏几道多为小令而少铺叙。
六、故实 故实即运用典故，用典得当可以增加作品的典雅，充实作品的内涵，李清照批评秦观“少故实”，而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
总的来说，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要维护词的艺术体性和文人词的传统风格，主张在内容与形式上既与诗有所区别，又不流于浅近卑俗，脱离市井坊曲的俚俗之词。
而以上数条原则中，又以“协乐”问题最为突出，争论也最为激烈。
李清照在《论词》开篇以李八郎的一段轶事表达了作者对词在音乐方面的艺术要求，认为“可歌”是词的最基本的特点。
她反对苏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苏词“往往不协音律”。
的确，苏轼的词常常突破音乐的束缚，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偏重其文学属性。
清人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言曰：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
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
” 点明了东坡词的不合音律。
然而，东坡虽亦自云不善歌，但其许多作品仍然是叶律可歌的。
这一点从他部分词作的题序以及前人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均可得到证实。
那么，苏轼既然并非不通音律，他的词不能严格遵守音律的原因就在于他有意识地使词趋向文学化而非音乐化。
宋赵令畤《侯鲭录》引黄鲁直云： “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协。
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
”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复齐漫录》引晁补之语： “东坡词，人谓多不协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
” 王灼《碧鸡漫志》云：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
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
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 可见，当时及后世的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苏轼以其豪放不羁的个性把词从音乐的附属中解脱出来，使词既有能歌的特点，又与诗一样成为独立的文学体式，不为音律、曲调所驱使。
在这一点上，与极力维护曲子词体式特征的李清照相左。
另一方面，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作词要求规定了词的风格、意境乃至内容范畴，即高雅庄重、婉约矜持的风格，认为此乃词之本色，也就是词“别是一家”的主要特色。
殊不知词自唐代以来，同时有两个系统，一为民间词，一为文人词。
民间词以清光绪年间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数百首唐五代曲子词为代表，题材广泛，风格各异。
近人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时说： “（敦煌曲子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言闺情及花柳者，上不及半。
” 其中除缠绵悱恻的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作品。
如： 生查子 三尺龙泉剑，匣裹无人见。
一张落雁弓，百枝金花箭。
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
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
定风波 工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罗。
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间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剑器词 皇帝持刀强，一一上秦王。
面贼勇勇勇，拟欲向前汤。
心乎三五个，万人谁敢当？从家缘业重，终日事三郎。
菩萨蛮 枕边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砣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
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些词作，有的词情壮烈，有的气势豪放，更有《菩萨蛮》直快袒露，与《上邪》异曲同工，充满了民歌情致。
而文人词作为另一个系统，约自盛唐始。
黄升《花庵词选》以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中唐前后，文人填词之风渐开，许多文人创作了清新明朗的词章，如： 李白 忆秦娥 箫声...
苏轼以诗为词简介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内容提要： “词”作为所谓“一代之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长河中本是一处静谧、柔美的涓涓缓流，而苏轼以其“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使之变成波涛汹涌、气势壮阔的大河激流。
本文通过对苏轼以诗为词实践的论述，认识到苏轼“诗词一体”尝试虽然改变了词的原有的审美特征，但却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境界与题材，使得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能并见于词，又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大大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
苏轼在词的领域贯彻“明道致用”，“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把“诗道”引入词的创作之中，提升了相对卑弱的词格，在词中承载与张扬士大夫人格力量与主体精神，从而达到诗道与词道的统一。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诗词有别、诗词一体、士大夫主体精神 前人论及苏轼的词，不论褒贬扬抑，无不视他为开宋词一代新风气的词坛巨擘。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所言：“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
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不能偏废。
” 以上的引文把苏轼与韩愈相提并论，认为苏轼在词史中的地位与韩愈在诗史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且不论这样的看法是否允当，就韩愈生涩奇险的诗而言，在诗史中的确是不能不谓之别格的，这是有定论的。
而苏轼的词在词史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别格呢？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言明的，下文还要详述。
以下先引宋人陈师道评论苏轼词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1）陈师道的看法与以上引文所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他进一步指出苏词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为词”。
陈师道所言的“以诗为词”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不过他对苏词的评价倒是交代得清楚，大体的意思是认为苏词是词中的别格、另类，而非当行本色，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
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以诗为词”就会“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呢。
原因只能是“诗词有别”。
一、 以诗为词的原因 ：诗词有别 （一）外在形式之别：句读不葺之诗 诗词有别，就词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对于齐言的律绝近体诗，绝大部分的词皆为杂言体，但也有少数例外的。
以《玉楼春》为例，上下两阕各四句，每句七字。
初看非常象七律。
故仅以外形来区分诗词，有时难免要犯错误。
如果诗词之别仅限与此，那对于文人的创作是没有什么大碍的，特别是对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过只是改变一下词句的安排，完全是胜任有余的。
但问题在于词是用作协乐歌唱的，需依声 填词，即按照规定的声韵关系来填词，所以词又被称作“曲子词”。
词相对不入乐的近体诗而言，与音乐的关系要密切的多。
据说苏轼填词常有不协音律之作，如李清照所言：“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
”（2）填词若不能依声者，此所谓“句读不葺之诗”。
对李易安此论，历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而关于苏轼知音协律的记载也多见于宋人的著作。
由于词律之学，几近失传，本是词学中的难点，对于一个初学者，更是如此。
所以只能按 1 照“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约略而言之了。
（二）意境题材之别：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诗词有别，其中差别最大的，应是意境题材的不同，这当然是就传统的婉约词而言的，也是就词的基本风貌而言的，因为“婉约词”相对于所谓的“豪放词”占了词的总量的绝大部分。
关于诗词之间意境题材的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极精到的评述：“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所谓“境阔”当是指“诗”的意境题材相对于“词”应雄阔大气、气象恢弘，所谓“言长”则是婉转细致之意，故而带来的意境则是纤弱柔美。
所以“词”较之于“诗”应多婉曲。
这样的评述是否正确呢。
下文试举晚唐文人温庭筠为例来说明： 苏武庙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头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 后镜，画面交相映。
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又是所谓“花间派”词人的代表。
以上两首诗词作品，即便是没读过，而对诗词稍有所知的人都能分辨出，其一是诗，其二是词。
正如上文王静安所言，诗词在意境题材上的确存在着明显差别。
就上文所引作品而言，诗的题材是怀古，词的题材是闺怨。
而它们所营建的意境显然也是不同的，诗悲郁苍凉，而词温婉细腻。
但问题就接踵而来了，为什么同样一位作家，提起笔写诗、作词，意境会有这样明显的分别呢？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对比宋代文人的诗词，会发现不少类似这样的情况。
平素写诗作文道学气十足的士大夫门，一旦作词往往就会面目全非，全然是另一张嘴脸。
原因当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词的功能属性——词体的认知。
宋词...
苏轼写西湖的诗五首1、《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夜泛西湖》 苏轼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3、《开西湖》 苏轼 伟人谋议不求多，事定纷纭自唯阿。
尽放龟鱼还绿净，肯容萧苇障前坡。
一朝美事谁能继，百尺苍崖尚可磨。
天上列星当亦喜，月明时下浴金波。
4、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 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5、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二） 苏轼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拓展资料：1、人物介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1][2]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
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
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2、主要作品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3、人物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苏轼的资料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
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
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
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
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
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
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
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
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
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
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
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
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
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
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
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
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
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
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
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
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
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
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
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
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
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
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
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
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
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
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
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
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
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
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
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
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
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
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
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
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
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
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
如何理解李清照别是一家与苏轼自是一家词学观“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从李清照《论词》看苏轼豪放词（累死累活的考据结论）李清照在其《论词》中总结了前人词家创作上的优缺点，并指出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特点及创作标准。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词别是一家”的观点。
她认为，词之区别于诗，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应保持自己的特色。
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几点： 一、高雅 李清照批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陈下”，反对以俚词俗语入词。
主张为词应像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文人的清高情趣和格调。
二、典重 李清照不满贺铸作词“少典重：，认为作词应当端庄典雅，不宜轻佻为之。
三、浑成 李清照重视文学的整体性，批评张先、宋祁有佳句而无佳篇，“破碎何足名家”。
认为词应有整体的意境，浑然一体。
四、协乐 李清照认为词要严格遵守五音六律及清浊轻重，反对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作词不协音律，并讥其为“句读不葺之诗”。
五、铺叙 这是由于当时长调慢词盛行，故而李清照认为词要注意铺陈，不满晏几道多为小令而少铺叙。
六、故实 故实即运用典故，用典得当可以增加作品的典雅，充实作品的内涵，李清照批评秦观“少故实”，而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
总的来说，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要维护词的艺术体性和文人词的传统风格，主张在内容与形式上既与诗有所区别，又不流于浅近卑俗，脱离市井坊曲的俚俗之词。
而以上数条原则中，又以“协乐”问题最为突出，争论也最为激烈。
李清照在《论词》开篇以李八郎的一段轶事表达了作者对词在音乐方面的艺术要求，认为“可歌”是词的最基本的特点。
她反对苏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苏词“往往不协音律”。
的确，苏轼的词常常突破音乐的束缚，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偏重其文学属性。
清人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言曰：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
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
” 点明了东坡词的不合音律。
然而，东坡虽亦自云不善歌，但其许多作品仍然是叶律可歌的。
这一点从他部分词作的题序以及前人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均可得到证实。
那么，苏轼既然并非不通音律，他的词不能严格遵守音律的原因就在于他有意识地使词趋向文学化而非音乐化。
宋赵令畤《侯鲭录》引黄鲁直云： “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协。
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
”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复齐漫录》引晁补之语： “东坡词，人谓多不协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
” 王灼《碧鸡漫志》云：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
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
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 可见，当时及后世的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苏轼以其豪放不羁的个性把词从音乐的附属中解脱出来，使词既有能歌的特点，又与诗一样成为独立的文学体式，不为音律、曲调所驱使。
在这一点上，与极力维护曲子词体式特征的李清照相左。
另一方面，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作词要求规定了词的风格、意境乃至内容范畴，即高雅庄重、婉约矜持的风格，认为此乃词之本色，也就是词“别是一家”的主要特色。
殊不知词自唐代以来，同时有两个系统，一为民间词，一为文人词。
民间词以清光绪年间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数百首唐五代曲子词为代表，题材广泛，风格各异。
近人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时说： “（敦煌曲子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言闺情及花柳者，上不及半。
” 其中除缠绵悱恻的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作品。
如： 生查子 三尺龙泉剑，匣裹无人见。
一张落雁弓，百枝金花箭。
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
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
定风波 工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罗。
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间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剑器词 皇帝持刀强，一一上秦王。
面贼勇勇勇，拟欲向前汤。
心乎三五个，万人谁敢当？从家缘业重，终日事三郎。
菩萨蛮 枕边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砣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
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些词作，有的词情壮烈，有的气势豪放，更有《菩萨蛮》直快袒露，与《上邪》异曲同工，充满了民歌情致。
而文人词作为另一个系统，约自盛唐始。
黄升《花庵词选》以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中唐前后，文人填词之风渐开，许多文人创作了清新明朗的词章，如： 李白 忆秦娥 箫声...
初中所学苏轼 李清照 辛弃疾所有的诗词会挽雕弓如满月，左牵黄，何日遣冯唐。
莫道不消魂。
八百里分麾下灸，低绮户，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江城子·密州出猎》 宋·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
争渡，看孙郎。
大儿锄豆溪东。
《水调歌头》 宋·苏 轼 丙辰中秋，亲射虎。
《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语以寄》 宋·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 倾城随太守，照无眠，欢饮达旦，大醉，有暗香盈袖，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把酒问青天，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
佳节又重阳，瑞脑销金兽，射天狼？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醉花阴》 宋·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西北望。
（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激情和雄心壮志。
）可怜白发生。
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作此篇。
《清平乐 村居》 宋·辛弃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右擎苍，嬴得生前身后名，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五十弦翻塞外声。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描写战斗场面）了却君王天下事。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
沙场点秋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如梦令》 宋·李清照 常记溪亭日暮，溪头卧剥莲蓬。
《浣溪沙》 宋·苏轼 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
苏轼的资料及诗词鉴赏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
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
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枕头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
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
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
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
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
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
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世后学人的普遍重视。
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他影响的作家。
苏轼作品中流露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对后世文人也有不良的影响。
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三八。
有《东坡全集》、《东坡词》。
本书选其文六主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上海直讲书》、《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赤壁赋》、《教战守策》；诗六首，《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和子由渑池怀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汲江煎茶》；词十一首《水龙吟》（看花还似非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传世名篇 刑赏忠厚之至论 【题解】 本文系苏轼分析刑与赏如何才能达到忠厚之极的一篇策论。
作者围绕儒家经典中的一“疑”字，论证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
此文以详切的说理，使经典之旨与作者之论相得益彰。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
，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兹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
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
苏轼的资料及诗词鉴赏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
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
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枕头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
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
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
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
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
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
其文学成就曾引起当代和世后学人的普遍重视。
南宋的陆游、辛弃疾，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陈维崧、查慎行等都是明显受他影响的作家。
苏轼作品中流露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对后世文人也有不良的影响。
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三八。
有《东坡全集》、《东坡词》。
本书选其文六主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上海直讲书》、《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赤壁赋》、《教战守策》；诗六首，《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和子由渑池怀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汲江煎茶》；词十一首《水龙吟》（看花还似非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传世名篇 刑赏忠厚之至论 【题解】 本文系苏轼分析刑与赏如何才能达到忠厚之极的一篇策论。
作者围绕儒家经典中的一“疑”字，论证忠厚之至不全在于刑与赏，而在于用“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
此文以详切的说理，使经典之旨与作者之论相得益彰。
【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
，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兹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
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
尧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
初二学过的所有苏轼的古诗词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