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诗词同源

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与苏轼“诗词同源”的异同点

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1、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

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

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

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

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

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

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

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

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

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

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

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

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2、诗作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

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更可贵的是，苏轼...

苏轼诗词的风格是什么

从容豪放创新丰富多彩1、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

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

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

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

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

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

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

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

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

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

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

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

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2、诗作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

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更可贵的是，苏轼...

苏轼的诗有多少首？

苏轼的诗词全集、诗集共有3459首。

铁冠道人 - 北宋苏轼自号 所属类别 ：文化人物铁冠道人 即 苏东坡。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

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

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基本信息本名：苏轼字号：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所处时代：北宋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四川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出生日期：1037年1月8日逝世日期：1101年8月24日主要作品：《赤壁赋》《饮湖上初晴后雨》《念奴娇·赤壁怀古》《浣溪沙》主要成就：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获得荣誉：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词四大家苏东坡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

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

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

好交友， 好美食，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 亦雅好游山林。

[1]进京应试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

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

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

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

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

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

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

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

苏轼写西湖的诗五首

展开全部 1、《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夜泛西湖》 苏轼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3、《开西湖》 苏轼 伟人谋议不求多，事定纷纭自唯阿。

尽放龟鱼还绿净，肯容萧苇障前坡。

一朝美事谁能继，百尺苍崖尚可磨。

天上列星当亦喜，月明时下浴金波。

4、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 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5、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二） 苏轼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拓展资料：1、人物介绍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1][2]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

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

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

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2、主要作品 古文： 《荀卿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东坡志林》、《随记集》、《刑赏忠厚之至论》、《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重巽以申命论》、《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黠鼠赋》、《记游定惠院》（一作《记游定慧院》 诗歌： 《赤壁赋》《后赤壁赋》《东栏梨花》《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春宵》《海棠》《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花影》《惠崇春江晚景》《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上元侍宴》《石苍舒醉墨堂》《书李世南所画秋景》《游金山寺》《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赠刘景文》《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3、人物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 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

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

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

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

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

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

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

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

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

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

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

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

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

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

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

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

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

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

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

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

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

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

苏轼的生平、作品、名人故事。

苏轼生平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

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

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

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

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

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

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

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

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

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

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

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

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

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

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

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

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

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

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

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

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

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

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

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

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

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

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

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

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

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

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

”（《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

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

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

苏东坡宋词方面有什么之说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词作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小像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

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

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

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

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

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

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

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

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

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

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

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

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

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

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

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

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诗人李白丶苏轼的相关资料

一、李白资料：1、简介：李白（701年2月8日—762年12月），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汉族。

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2、文学成就：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

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

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

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

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

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二、苏轼资料：1、简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1-3] 。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

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

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2、文学成就：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

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