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石诗词的评价

对王安石的评价

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说，王安石闯了诗祸。

这是指王安石的《明妃曲》，今选本皆不录，不知何故。

其诗曰：“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拔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 所谓诗祸，当然是指“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联。

此语一出，议论汹汹。

或谓“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乎王安石之意”；或谓“苟心不相知，臣可叛其君，妻可弃其夫乎？”为王安石辩护的人也只好说，“汉恩自浅胡自深”的“恩”是专指男女关系，无关君臣之义。

我想，王安石这里所说的恩，确是指男女关系。

但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的。

也可说，此语即对前一首所提问题的答案，即男女结合应以“相知心”为准则。

这思想非常近代化，有资本主义萌芽味道。

不过，男女关系也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例如我们在大批判中就是这样，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秋思》（1）秋风无情,何以用“见”？ （2）诗中哪处体现了王安石对...

《秋思》：(1)秋风虽无形，但秋风一吹，草木黄落，百花凋零，顿生凉意，给大自然所带来的肃杀之气，是直观可见的。

用＂见＂就将秋风与秋风所带来的肃杀的秋景联系起来，给读者以更加丰富的暗示和联想。

另外一个“见”字展开的是一幅秋光秋景图，让秋天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动感觉。

(2)“行人临发又开封”这一处，既照应了“意万重”，又紧承“复恐”，刻画出心有千言万语唯恐言之不尽的复杂微妙的心理，让人在看似平常的描写中深味到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

寻常话语，所包含的情感真实而丰富，玩味不尽。

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对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评价（《题张司业诗》）。

王安石评价张籍的《秋思》时说,“看似寻常最奇崛”,说得是诗中有...

秋 思张 籍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第三、四两句 ，撇开写信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内容，只剪取家书即将发出时的一个细节——＂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诗人既因＂意万重＂而感到无从下笔，又因托＂行人＂之便捎信而无暇细加考虑 ，深厚丰富的情意和难以表达的矛盾 ，加以时间＂匆匆＂，竟使这封包含着千言万语的信近乎＂书被催成墨未浓＂（李商隐《无题四首》）了。

书成封就之际，似乎已经言尽；但当捎信的行人将要上路的时候，却又突然想起刚才由于匆忙，生怕信里漏写了什么重要的内容 ，于是又匆匆拆开信封 。

＂复恐＂二字 ，刻画心理入微 。

这＂ 临发又开封 ＂的细节，与其说是为了添写几句匆匆未说尽的内容，不如说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疑惑和担心。

而这种毫无定准的＂恐＂，竟然促使诗人不假思索地作出＂又开封＂的决定，正显出他对这封＂意万重＂的家书的重视和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千言万语，惟恐遗漏了一句。

当然，并非生活中所有＂行人临发又开封＂的现象都具有典型性 ，都值得写讲诗里 。

只有当它和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方才显出它的典型意义。

这首诗，在＂见秋风＂、＂意万重＂，而又＂ 复恐匆匆说不尽 ＂的情况下来写＂临发又开封＂的细节，本身就包含着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和典型化 ，而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写 。

王安石评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此评深得张籍优秀作品创作要旨和甘苦＂三昧＂。

这首极本色、极平淡，象生活本身一样自然的诗，其实印证了王安石精到的评论。

世人对于欧阳修采桑子的评价

采桑子·欧阳修残霞夕照西湖好，花坞苹汀。

十顷波平，野岸无人舟自横。

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

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

此词描绘颖州西湖波平十顷、莲芰香清的美景，表达了词人寄情山水的志趣。

全词即景抒情，词风清疏峻洁，意境清淡平和，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

“残霞夕照”是天将晚而未晚、日已落而尚未落尽的时候。

“夕阳无限好”，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诗人歌咏过这一转瞬即逝的黄金时刻。

欧阳修没有直写景物的美，而是说“霞”已“残”，可见已没有“熔金”、“合璧”那样绚丽的色彩了。

但这时的西湖，作者却觉得“好”。

好就好在“花坞苹汀”。

在残霞夕照下所看到的是种在花池里的花，长在水边或小洲上的苹草，无一字道及情，但情却寓于景中了。

“十顷波平”，正是欧阳修在另一首《采桑子》里写的 “无风水面琉璃滑”。

波平如镜，而且这“镜面”浩渺无边。

“野岸无人舟自横”，这句出自韦应物《滁州西涧》诗“野渡无人舟自横”。

作者改“渡”为 “岸”，说明“舟自横”是由于当日的游湖活动结束了，因此这“无人”而“自横”的“舟”，就更衬托出了此刻“野岸”的幽静沉寂。

“西南月上”，残霞夕照已经消失。

月自西南方现出，因为不是满月，所以虽在“浮云散”之后，这月色也不会十分皎洁。

这种色调与前面的淡素画图和谐融洽，见出作者用笔之细。

“轩槛凉生”，这是人的感觉。

直到这时才隐隐映现出人物来。

至此可知，上片种种景物，都是在这“轩槛”中人的目之所见，显然他在这里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这里，作者以动写静，一切都是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使人们仿佛置身红尘之外。

“ 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

”“水面风来”，既送来莲香，也吹醒了人的醉意。

原来他喝醉了酒，就这么长时间地悄无声息地沉浸在“西湖好”的美景中。

这位颍州西湖的“旧主人”怀着无限深情，谱出了一曲清歌。

欧公在此词中借啸傲湖山而试图忘记仕途的坎坷不平，表达了视富贵如浮云的情趣。

词中用语平实却极有表现力。

采桑子·欧阳修残霞夕照西湖好，花坞苹汀。

十顷波平，野岸无人舟自横。

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

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

这首词，上片描绘载酒游湖时船中丝竹齐奏、酒杯频传的热闹气氛。

下片写酒后醉眠船上，俯视湖中，但见行云在船下浮动，使人疑惑湖中别有天地。

整首词寓情于景，写出了作者与友人的洒脱情怀。

下片写醉后俯视湖水，只见白云朵朵，飘于船下。

船在移动，云也在移动，似乎人和船在天上飘飞。

“空水澄鲜”一句，本于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云日相晖映，空水共澄鲜”，言天空与湖水同是澄清明净。

这一句是下片的关键。

兼写“空”、 “ 水”，绾合上句的“云”与“舟”。

下两句的 “俯”与“仰”、“湖”与“天”，四照玲珑，笔意俱妙，虽借用成句，而恰切现景，妥贴自然，如同己出。

“俯仰留连”四字，又是承上启下过渡之笔。

从水中看到蓝天白云的倒影，他一会儿举头望天，一会儿俯首看水，被这空阔奇妙的景象所陶醉，于是怀疑湖中别有一个天宇在，而自己行舟在两层天空之间。

“疑是湖中别有天”，用“疑是”语，是就其形貌来说。

说“疑”者非真，说“是”者诚是，“湖中别有天”的体会，自出心裁，给人以活泼清新之感。

采桑子·欧阳修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

飞絮蒙蒙。

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垂下帘拢。

双燕归来细雨中。

这首词是作者颖州西湖组词《采桑子》十首中的第四首。

词中描写了颖州西湖暮春时节静谧清疏洒的风姿。

作者以诗为词，将西湖清空幽寂的春末境界表现得优美可爱，体现了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无限热爱和眷恋。

上片描写群芳凋谢后西湖的恬静清幽之美。

首句是全词的纲领，由此引出“群芳过后”的西湖景象，及词人从中领悟到的“好”的意味。

“狼藉”、“飞絮”二句写落红零乱满地、翠柳柔条斜拂于春风中的姿态。

以上数句，通过落花、飞絮、垂柳等意象，描摹出一幅清疏淡远的暮春图景。

下片“笙歌散尽”，虚写出过去湖上游乐的盛况；“游人去始觉春空”，点明从上面三句景象所产生的感觉，道出了作者的复杂微妙的心境。

“始觉”是顿悟之辞，这两句是从繁华喧闹消失后清醒过来的感觉，繁华喧闹消失，既觉有所失的空虚，又觉获得宁静的畅适。

首句说的“好”即是从这后一种感觉产生，只有基于这种心理感觉，才可解释认为“狼藉残红”三句所写景象的“好”之所在。

最后二句，写室内景，以人物动态描写与自然景物映衬相结合，表达出作者恬适淡泊的胸襟。

末两句是倒装，本是开帘待燕，“双燕归来”才“垂下帘拢”。

结句“双燕归来细雨中”，意蕴含蓄委婉，以细雨衬托春空之后的清寂气氛，又以双燕飞归制造出轻灵、欢娱的意境。

这首词通篇写景，不带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却从字里行间婉曲地显露出作者的旷达胸怀和恬淡心境。

作者写西湖美景，动静交错，以动显静，意脉贯串，层次井然，显示出不凡的艺术功力。

西湖花时过后，群芳凋零，残红狼藉。

常人对此，当觉索然无味，而作者却面对这种“匆匆春又去”的衰残景象，不但不感伤，反而在...

王安石诗歌特点

展开全部 王安石诗歌特点： 王安石的创作历程可以成前后两期。

前期的王诗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像《河北民》描写边界地区人民在灾年的悲惨生活，《兼并》、《发廪》等批判贪官污吏，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王安石也写了许多抒情诗，其中颇有思亲怀友的名作，如《思王逢原》三首怀念德才兼备却不幸早逝的好友王令，《示长安君》写岁月流逝、兄妹离别之情，语淡情深，十分感人，表现了这位严肃、刚强的政治家的另外一面。

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感情。

后期王安石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写景抒情的绝句，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诗坛上享有盛誉。

人物简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

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

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

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

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

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

客观的评价一下王安石这个人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

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

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

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正是王安石的写照。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

王安石《乌江亭》赏析

叠题乌江亭①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②，肯为君王卷土来③？ 这首诗开篇以史实扣题，指出项羽的失败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项羽的霸业以“鸿门宴”为转折，此后逐渐从顶峰走向下坡，到了“垓（gāi）下一战”，已经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彻底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

项羽失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倒行逆施，表尽人心。

更为可悲的是，他毫无自知之明，至死不悟，“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他临死前的这番话，可为“壮士衰”作注脚，也可为“势难回”作证明。

所以，三、四句诗人进一步深入剖析：“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以辛辣的反问指出：即使项羽真的能重返江东，但对这么一个失尽人心而执迷不悟的人，江东子弟还肯为他拼死卖力吗？“卷土重来”实在是痴人说梦而已。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译文：经过战争的的疲劳的壮士非常的悲哀，中原一败之后大势难以挽回。

即便江东的子弟现在还在，但是，谁能保证他们为了项羽而卷土重来？ 疑难点注释：①乌江亭：故址在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为项羽兵败自刎之处。

②江东：指长江下游芜湖、南京以下的江南地区，是项羽起兵之地。

③肯：岂肯，怎愿。

赏析点拨：这是针对杜牧的诗写的一首诗，表现了王安石对项羽失败的看法。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

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以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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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商隐的评价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

晚唐诗人。

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

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

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

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

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

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

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

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

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

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

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

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

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

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

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

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

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

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

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

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

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

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

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

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

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 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

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

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

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

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

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

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

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

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

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

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

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

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

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