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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培基 诗词



古贤诗文之山寺楼阁对联一:地到无边天作界古贤诗文之山寺楼阁对联一:地到无边天作界 山登绝顶我为峰泰山联:1、登此山一半,巳是壶天;造极顶千重,尚多福地。2、观瀑亭联:且依石槛观飞瀑,再渡云桥访舞松;

古贤诗文之山寺楼阁对联一:地到无边天作界

古贤诗文之山寺楼阁对联一:地到无边天作界 山登绝顶我为峰泰山联:1、登此山一半,巳是壶天;造极顶千重,尚多福地。

2、观瀑亭联:且依石槛观飞瀑,再渡云桥访舞松;断崖瀑落晴天雨,一线路入青冥端。

3、南天门联: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

4、泰山玉皇顶联:地到无边天作界;山登绝顶我为峰。

5、清“亁隆御笔”联:统驭群灵端紫极;絪缊真宰肇无功。

衡山联:6、祝融殿联: 寅宾出日(《尚书·尧典》)峻极于天(《诗经》)7、南天门联:门可通天,仰观碧落星辰近;路承绝顶,俯瞰翠微峦屿低。

8、半山亭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会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

上联出自《论语·中庸》:“君子遵道而行。

”下联出自《世说新语·言语》:“会心处不必在远。

”9、玄都观大罗宝殿联:半仙半俗溷凡尘,须精炼九转心丹,方许灵通上界;山后山前皆福地,能耐守十年面壁,不难道迈玄宗。

江苏镇江焦山联】10、定慧寺联: 长江此天堑;中国有圣人。

(清代廖伦撰)别峰庵联:11、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2、汲来江水煮新茗;买尽青山当画屏。

13、山光扑面因朝雨;江水回头为晚潮。

14、此地从来有修竹;为师真可立梅花。

15、赠焦山长老联:花开花落僧贫富;云去云来客往还。

(以上为淸代郑板桥撰联)16、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

(清代林则徐撰联)【焦山牌坊联】17、云影山光天接地;风平浪静月沉江。

18、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江音,尽是广长舌;天色、月光色、塔色、云树色、山色,无非清净身。

(以上为定慧寺住持茗山法师撰联)【江苏徐州云龙山联】【兴化禅寺联】19、护法安僧,亲受如来咐嘱;降魔伏怨,故现天将威风。

20、大肚能容,兜率宫中常说法;开颜含笑,龙华会上愿相逢。

以上为茗山法师撰联)21、放鹤亭联:窈窕山头井,潜通伏涧清;欲知深几许,听放辘轳声。

(此联为苏轼《留题石径院三首》)22、【醉石亭联】醉石卧清风,苏守遗踪开画境;新亭迎丽日,山冈秀色映诗碑。

(醉石即云龙山“东坡石床”。

)【苏州虎丘联】23、虎阜禅寺山门联:水绕山塘,笑旧日莺苍笙歌何处;塔浮海涌,看新开图画风月无边。

24、月驾轩联:在山泉清,出山泉浊;陆居非屋,水居非舟。

(清人陆润庠撰)(注:上联出自杜甫《佳人》诗)25、五贤祠联:朝烟夕霭,诸岚收万象之奇,公等文章俱在;雅调元衿,异代结千秋之契,谁堪俎豆其间。

此祠为纪念白居易,苏轼等五位先贤,明代诸生陈元素撰联。

26、翠竹苍松全寿相;清泉白石养天和。

27、松声竹韵清琴榻;云气岚光润笔床。

28、雁塔影标霄汉表;鲸钟声度石泉间。

注:“雁塔”指虎丘塔;“鲸钟”指寺里的大钟。

杭州西湖三潭印月联】29、四壁荷花,香风入座;三间水榭,明月满湖。

30、天赐湖上名园,绿野初开,十亩荷花三径竹;人在嬴州仙境,红尘不到,四围潭水一房山。

31、岛中有岛,湖外有湖,通以卅折画桥,览沿堤老柳,十顷荷花,食莼菜香,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尝见;霸业硝烟,禅心止水,阅尽千年陈迹,当朝晖暮霭,春煦秋阳,饮山水渌,坐忘人世,万方同概更何之。

(清代康有为撰联)【济南大明湖联】32、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清代铁保书联,清代诗人刘凤诰咏湖名句。

)33、大明湖历下亭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此联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集杜甫《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句联。

)34、名士轩联: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蕖秋月,一片大明。

(郭沬若撰联)35、胜景画图开,忆杜老当年,豪气纵横倾北海;酒痕襟袖满,自杭州至此,风光明媚似西湖。

36、风雨送新凉,看一派柳浪竹烟,空翠染成摩诘画;湖山开晚霁,爱十里红情绿意,冷香飞上涴花诗。

河南辉县百泉联】37、万顷田畴,四时画景;千家砧杵,午夜泉声。

(清代李培基为百泉湖放鱼亭撰联)千家砧杵,出自唐代钱起《乐游原晴望上中书李侍郎》“千家砧杵共秋声”诗句。

38、清晖阁联:逝者如斯,曾无日夜;尽心焉耳,以为邦家。

(上联出自《论语·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39、运际昌期,应不容先生长啸;闻犹兴起,却常留终古高台。

(袁世凯撰联)啸台,为晋人孙登隐居长啸处。

孙登,志高才广,至死不仕。

唐代贾岛《啸台》:“如闻长啸春风里,荆棘丛边访旧踪;地接苏门山近远,荒台突兀抵高峰。

”袁世凯妄想做皇帝,最终命也亡了。

【河南登封市少林寺联】40、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少林寺所在地联:少室山下禅林静;五乳峰前钟声悠。

41、达摩只屐西归,只屐遗中州,不知谁人拾得;佛祖拈花示众,拈花授妙法,惟有迦叶破颜。

(少林寺延王和尚撰联)注:“迦叶”为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破颜”意为改愁颜为笑颜。

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当时众皆默然,惟迦叶破颜为笑,悟得妙谛。

【少林寺石坊联】42、地在天中,四海名山为第一;心传言外,十方法教是初元。

43、心传古洞,严冬雪拥神光膝;面接高峰,静夜风闻子晋笙。

注:神光为姬神光,即慧可。

“子晋”指周灵王太子,善吹笙,后成仙。

西安大慈恩寺联】44...

李培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认为,历史上的李培基,我们凡人也只能通过历史来了解啦!谁也无法玩穿越呀。

我估计现在要找到李培基的后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更何况他的后人也不一定就保存了真实的历史文献和李培基的自我介绍及自我总结之类的材料吧。

而且您问的是“到底”是什么人?这个“到底”是个含金量极高的词,就是专业研究员也不一定能“到”得了“底”。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

李培基为什么没去台湾

展开全部如果觉得自己有些问题就不会跟上去,首先蒋经国在上海打贪,让那些熟悉过去腐败生活的将领,感觉到威胁,而这些人在易帜的过程中,确实可以待价而沽,尤其是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那一年1948,李培基位了个人未来的前途,以及自己年事已高,都可能做出这决定有些人甚至是到了台湾后才后悔,又没办法到中国,结果被捕杀 如台湾行政长官陈仪...

电影《1942》中蒋鼎文对李培基说「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

我认为这话不管谁说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首先,有一点,大家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敌强我弱,日本人的实力比我们太强,其次,新中国骄傲的事情也是解决了温饱,这说明温饱问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战乱的那些年代。

如果说要就一个馒头,那么我认为首先要给保家卫国的战士!其次,河南有灾情,那就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国民党知道很难大灾,绝不可能雪上加霜,这说明这里面有一个不知情的问题,而比较可靠的情况是,河南省领导有意隐瞒灾情,但是蒋鼎文却向蒋介石报告河南大旱的问题。

抛开救灾不及时的问题,只会这句话,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倾全国之力,不是我们不抗战,不是我们有粮食不给难民吃,如果是我们真的不能所有人都吃饱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让当兵的吃。

...

如何评价《一九四二》?

在《唐山大地震》里,冯小刚用力过猛,导致影片过于煽情,失去真实的触感。

《一九四二》可以说是,冯对《唐山大地震》的修正。

在多次的访谈中,他也说到,《一九四二》的表演被刻意冷静处理,在无数可以煽情的地方,观众体会不到多少煽情的元素。

无论在剧情还是在表演上,都显得非常克制。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九四二》有一种纪录片的气质。

展现着饥荒的年代里,社会两极不同的面貌。

1,大事与小事为什么中国人吃的东西花样这么多?从动物到植物,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能够上得了中国人的餐桌。

冯小刚在《锵锵三人行》里,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是逃荒闹的。

逃荒者,见到任何能吃的都吃,就像李时珍一样,遍尝天下,无物不用。

《一九四二》在展现“吃”的方面,很多地方都用了明显的特写,地主家的包子、碾碎的树皮、蒋介石剥的鸡蛋、马厨师做的鱼。

李安的《饮食男女》在这一方面也是力度十足。

不同之处在于,《饮食男女》中的食物更多象征着男女的情欲,《一九四二》则毫无疑问地指向了人的基本需求。

也就是“吃”这件小事。

河南主席李培基在蒋介石的餐桌上,听到秘书给蒋的报告,选择隐瞒河南饥荒,他认为“委员长所要处理的事情,都比河南的饥荒大”。

这些“大事”远远比饿死一些老百姓要重要。

片中蒋介石问秘书甘地饿了几天,秘书答“七天”。

与之相对,荒谬的是,甘地一个人饿七天,把整个印度都团结在了一起;中国三千万人饿几百天,国家还是支离破碎。

这些大人物或者大事件,在所有当政者的思维里,永远是具有最优先级的,优先调查,优先处理。

“大事”是波浪,“小事”才是暗流。

国民党政府不顾老百姓吃饭这件小事,老百姓也就不管国民党统治这件大事。

“人民群众的事情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再小也是大事。

”温温的这句话,国民党没做到,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做到。

2,生存与道德仓禀实而知廉耻,仓禀不实则廉耻扫地。

社会道德的存在基础是每个人都能解决自己的温饱,日本人知道,利用这一点,中国的灾民能够帮助日军打国民党,另一边李培基则说这不可能。

中国人是被道德过分绑架的一个民族,吃饭的问题一直难登大雅之堂,自古,诞生了一大堆哲学家、思想家、blablabla家,却极少有钻研于经济、物产的大家。

中国所有的朝代都是以饥饿开始,也以饥饿结束

无论道德约束多么成功,最后都得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喂饱老百姓。

那些道德约束,在《一九四二》里面显得异常可笑。

“瞎鹿”的媳妇为了一块饼干就愿意和“栓柱”睡,在她还没有很饿的时候,少东家甚至强迫都无法得逞。

而后,她又为了把自己卖了,和“栓柱”成婚,成功完睡。

之前,他还为了把自己卖出去,高高兴兴地穿着出嫁的衣服站到人群当中。

为了吃饭,人类道德最底线的性羞耻荡然无存,孰轻孰重,在《一九四二》仿佛看到了答案。

但,狡猾的冯小刚,却用栓柱这一角色将了观众一军,栓柱在面对馒头和“女儿”的风车选择中,坚持了后者,换来了死亡。

全片如此的基调下,这样的人物结局真让人怀疑是否是广电插手。

3,历史与真实白修德这个老外,在电影里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一个中国现状的旁观者?一个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连接者?一个新闻记者,还是一个troublemaker?片尾给了我们另一种提示。

在全片结尾,话外音中道,作者想记录1942所发生的事情,其奶奶回答,那些糟心的事还提它干啥。

所以白修德,和刘震云,以及小说虚拟的“我”,三个人都是一种角色:“真实”的记录者,而非历史。

我们已经知道,1942的饥荒是被忽略的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历史选择了遗忘。

历史到底记住了什么,遗忘了什么,谁让历史记住了什么,遗忘了什么。

这些,我们都很难给出答案。

《一九四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历史和政府一样,都不应该值得信任。

4,绝望与希望中国人恐怕是在面对灾难面前,最能忍的一个民族了。

无数层的道德约束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也养育了天生的奴性:一大帮人愿意去抢同是平民的东家,却在一堆人聚在一起的时候,面对极少的官兵就哑然失声。

有的时候,真的难以想象,中国人到底能够忍到什么程度。

有个强人让我们钻他的裤裆,我们就会想起典范韩信,却少有人道一声:去你妈的。

就像绝望如《一九四二》,也还保留了一丝温暖的希望。

东家一家都吃不上饭了,儿媳妇生个孙子,他表现出了逃荒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兴。

他抱着孙子前往陕西,在最后没注意活活把他憋死,按道理绝望如此,自行了断亦属正常,但他还是活了下来,并牵着路上认识的小女孩成功躲过了这场灾荒。

可以说,《一九四二》取名《活着》更恰当。

在另外一部欧美表现绝望的作品《活埋》里,其过程与《一九四二》是恰恰相反的。

整个过程中,都让人感觉主人公有种被拯救的希望,终结的是最后的绝望。

另外一部中国的《盲山》更有意思,有两个结局,影院版本的女大学生最终被拯救,导演剪辑版的是女大学生没有成功获救。

希望版的进了影院,绝望版的只能看DVD。

1942年河南大饥荒,灾情到底有多严重?

1942年河南灾荒真相:死亡500万人委员长不相信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 刘春发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3位亲人饿死。

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

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时值战乱,河南省政府几度迁移,这个时期的档案留存非常少。

不过,仅存的这些档案,还是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时的情况。

这场大灾难至今少为人知,仅隐约存现于当时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少量的文学作品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阅档案,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500万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

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

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

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

关于这场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

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样,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笔下,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也是“500万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报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万人中,我们估计有 300 万已经沦为难民。

此外,还将有 500 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500万人”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 500 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 除了饿死的500万人,还有300万灾民背井离乡,外出逃难。

他们拖家带口,一路讨饭,向西面和南面的国统区、边区艰难逃亡。

甚至吃“石头面” 今年87岁的郑州人刘春发回忆,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

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

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

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

他们村当时有200多口人,饿死了几十口。

刘春发家共有7口人,其中奶奶、父亲和妹妹3人都饿死了。

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

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

当时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陇海线洛阳以东的铁轨已经拆毁,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阳,然后扒火车向西逃。

有去西安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

刘春发因为有老有少走不开,留在了老家。

91岁的景爱云娘家是郑州黄岗寺村的,她回忆说,当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村民们被杀、饿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难。

她娘也逃出去了,结果饿死在路上。

她的叔叔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

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寻村黄窑旱灾最为严重的几年。

那时候,家里没有吃的,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

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

“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

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

一九四二剧情介绍

由冯小刚执导,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于2011年10月19日开机发布。

该片由华谊兄弟公司出品,投资2亿,预计2012年上映。

该片从1993年冯小刚看中剧本,到如今付诸拍摄,历时18年。

《一九四二》也是冯小刚使用胶片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

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温故一九四二》,片名更改为《一九四二》。

反映的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场灾难,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

影片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蔑视加深了这场灾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

1993年,刘震云就把小说交到冯小刚手里。

2000年,冯小刚与刘震云获华谊兄弟支持后重启该片,2002年,《温故一九四二》建组,2011年初,王朔再次提议,重启《温故一九四二》。

阿德里安·布劳迪和蒂姆·罗宾斯即将加盟该片,为《一九四二》这部本土特征明显的电影,平添了特别招眼的国际范儿。

演员表角色演员备注老东家张国立----花枝徐帆----蒋介石陈道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李培基李雪健中华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安西满张涵予牧师老马范伟----瞎鹿冯远征----白修德亚德里安·布劳迪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梅甘蒂姆·罗宾斯基督教传教士栓柱张默----地主婆刘莉莉----星星王子文----儿媳妇李倩----瞎鹿娘张少华----陈布雷段奕宏中国国民党中央宣部副部长董家耀张嘉译----马国林杨立新----少东家赵毅

关于南京沦陷,酿成惨剧:为什么没有人责备唐生智

展开全部 唐生智(1889年-1970年),湖南东安人。

所谓被枪毙不知从何说起?不战的说法是不对的,在南京沦陷之前还是在南京外围还是打了3天的。

后来鬼子占领紫金山等南京外围险要,南京已基本无险可守,这个时候才下的撤退命令。

前期打得不算丢人,问题出在后撤的组织工作没有做好。

没有人责备的原因在于一者蒋决定在南京抗战是出于政治考虑。

许多将领都认为淞沪会战失利后,上海被占领,由于南京距离上海太近日军朝夕便至,没有进行组织准备防守的时间

二者,虽然中国军队在上海表现了顽强的斗志然而毕竟失败了,军队士气不高,信心不足。

从军事上来说在南京抗战没有意义,南京必失。

当时除了唐生智以外没有人愿意去防守。

蒋把南京交给唐的时候就说你在南京守半个月,苏联就会出兵,那时就会形势大变。

唐也就是按此指示去做的。

到了11日,蒋发现如果继续死守南京的话守军就要被全歼在城内,开始通过顾祝同下令撤退。

唐在这个时候非常谨慎也是害怕担当责任,没有下令撤退,最后让蒋亲自下了撤退令。

这样唐生智就撇开了责任。

至于撤退计划也是本部做的,不是唐的计划。

总之,简单点说就是唐在蒋无将可派的情况下领下了任务,他在南京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蒋的意思去办的,所以蒋完全没有怪罪他的理由。

蒋袒护他加之同期全国各地都是节节败退,最后追究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PS:唐在国民党属于元老级的人物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势力,和韩复渠这种草头王有别。

就算蒋想处罚唐也只会是撤职或让他出国考察,再过分就会影响党内团结了。

...

1942年,当河南大饥荒已成现实。

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都做了些什么?...

不能说高层官员们毫无作为,这部已经丧失弹力的官僚机构仍在循章运行。

1942年10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终于决定“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豫,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目的是“藉凭振济”。

夏去秋来,从最初上报灾情,到中枢终于决定派员调查,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在此期间灾情陆续蔓延,河南92县陷入灾荒之中,对嗷嗷待哺的灾民来说,每一小时都是漫长的! 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称,两位大员在洛阳受到了隆重的招待。

而张厉生的发言则让他们大失所望,后者宣称“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 在又进行了两个月的视察后,亲见各地饿莩遍野,饥民成群的景象后,两张最终给蒋介石提交了一份缩小了情形的报告。

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交省政府周转运用,购粮平粜。

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

南阳《前锋报》不无讽刺的评论说:“河南出的是粮,而得到是赈款,数目虽有两万万,粮食以十元一斤计,也只够买两千万斤。

” 这称得上是创纪录的行政救灾速度——足足用了五个月时间,其间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启动的仍是局部救援及动员模式,并未如1931年江淮水灾一样,启动中央动员模式抗灾。

蒋介石更多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战场的准备上,滇缅公路战事吃紧,美国援助仍在路上,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国际角色。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防备远在延安的中共。

省级层面的政府救灾行动,启动的相对要快一些。

在西安会议途中目睹灾情之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终于做了自己早应该做的事情。

1942年9月,河南省成立救灾委员会,并分设县和乡镇救灾委员会。

28日,李培基以《当前问题和今后的动向》为题对政府人员做讲话时指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政府制定了七项救灾方针。

主要内容为:竭力减轻人民及地方之负担;政府颁布救灾的法令、计划与颁发;筹集经费和粮食;要求灾民麦收后仍然及时春耕。

同月,河南省委员会会议提出六项具体的救灾办法:其一,关于停办不生产事务:拟令各县就实地情形切实调查,详述事实,呈核办理;其二,关于筹集平粜基金;其三,关于筹购粮食及运输办法;其四,关于以富养贫办法;其五,关于灾户贷款办法;其六,关于牲畜喂养保存办法。

传统的救灾手段急赈、平粜,与现代的救灾方法工赈、农赈、卫生防疫同时启动。

但这些看起来可以迅速减轻灾难的办法,却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

“赈济工作的特点是愚蠢和没有效率。

”《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次年春天前往河南,实地调查后得出如此结论,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党务机关的最下级的雇员,每天从税款之中抽取麦子约四磅。

但当他回到重庆讲起这事时,政府却对此一口否认。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委员金汉鼎,受命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却看到了令他泪下的一幕:“当时我正在临颍参加一个集会,县府传达临颍赈粮先配14 万斤,从西安运到洛阳的运费合18 万元,着速来借款领运,迟不领运者,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

人民群众听到这些话,顿时人声鼎沸、怨气冲天,大家咬牙切齿愤恨异常地说:“未见粮先要钱,这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逼到死尽灭绝的地步吗?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要贪官们的粮。

” 国民政府的救灾经历了由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灾民这样一个层级系统,再加上交通不便,官员腐败。

最终层层盘剥,钱花了,灾却没救到。

河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余在泗后来对平粜进行总结称:“中央虽拨巨款举办平粜,唯组织庞大,手续繁杂,辗转迁延,不待平粜,人已饿死。

” 当白修德1943年到达河南时,发现政府下拨的救灾款中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剩下的还在路上。

而已到的钱也被留在银行里生利息,官员们忙着讨论作何用途。

同时,政府的银行居然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他们只兑给 83 元零钞。

迟缓的救灾行动,令灾情进一步加重。

贪腐盛行 是让军队挨饿还是让农民挨饿?白修德在一个军队的司令部里遇到了一群前来请愿的农村官吏。

“他们县里共有 15 万人口,其中 11 万人根本没粮食吃。

他们估计,每天正有 700 人被饿死,我问他们中的一位是否拥有土地?他说是的。

问他有多少?回答说 20 亩。

去年秋天收了多少粮?每亩 15磅,他要交多少税?每亩 13 磅。

” 谈话进行到这里,便被勃然大怒的司令官喝止,两份请愿书也被要求交了出来。

白修德明白,他问到的正是军队最为敏感的地方。

老百姓连麦麸、红薯藤都吃不上,哪里有粮食?可是军方却不管这些,“抗战第一”的口号谁也不敢违抗。

按当时的军事划分,河南处于几个战区的交汇点,第一战区司令汤恩伯、第三战区蒋鼎文、第七战区李宗仁等是各战区的司令长官,各战区都要跟省粮政局要军粮。

汤恩伯于1942年秋,专门在洛阳宴请战区和河南省的军...

1942年河南大饥荒后期,国民党拨了救助资金,但为什么最后还是有很...

不能说高层官员们毫无作为,这部已经丧失弹力的官僚机构仍在循章运行。

1942年10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终于决定“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豫,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目的是“藉凭振济”。

夏去秋来,从最初上报灾情,到中枢终于决定派员调查,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在此期间灾情陆续蔓延,河南92县陷入灾荒之中,对嗷嗷待哺的灾民来说,每一小时都是漫长的!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称,两位大员在洛阳受到了隆重的招待。

而张厉生的发言则让他们大失所望,后者宣称“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在又进行了两个月的视察后,亲见各地饿莩遍野,饥民成群的景象后,两张最终给蒋介石提交了一份缩小了情形的报告。

1942年12月,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交省政府周转运用,购粮平粜。

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

南阳《前锋报》不无讽刺的评论说:“河南出的是粮,而得到是赈款,数目虽有两万万,粮食以十元一斤计,也只够买两千万斤。

”这称得上是创纪录的行政救灾速度——足足用了五个月时间,其间数百万人死于饥饿。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启动的仍是局部救援及动员模式,并未如1931年江淮水灾一样,启动中央动员模式抗灾。

蒋介石更多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战场的准备上,滇缅公路战事吃紧,美国援助仍在路上,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国际角色。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要防备远在延安的中共。

省级层面的政府救灾行动,启动的相对要快一些。

在西安会议途中目睹灾情之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终于做了自己早应该做的事情。

1942年9月,河南省成立救灾委员会,并分设县和乡镇救灾委员会。

28日,李培基以《当前问题和今后的动向》为题对政府人员做讲话时指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政府制定了七项救灾方针。

主要内容为:竭力减轻人民及地方之负担;政府颁布救灾的法令、计划与颁发;筹集经费和粮食;要求灾民麦收后仍然及时春耕。

同月,河南省委员会会议提出六项具体的救灾办法:其一,关于停办不生产事务:拟令各县就实地情形切实调查,详述事实,呈核办理;其二,关于筹集平粜基金;其三,关于筹购粮食及运输办法;其四,关于以富养贫办法;其五,关于灾户贷款办法;其六,关于牲畜喂养保存办法。

传统的救灾手段急赈、平粜,与现代的救灾方法工赈、农赈、卫生防疫同时启动。

但这些看起来可以迅速减轻灾难的办法,却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

“赈济工作的特点是愚蠢和没有效率。

”《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在次年春天前往河南,实地调查后得出如此结论,他亲眼目睹国民党党务机关的最下级的雇员,每天从税款之中抽取麦子约四磅。

但当他回到重庆讲起这事时,政府却对此一口否认。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委员金汉鼎,受命到河南进行军风纪视察,却看到了令他泪下的一幕:“当时我正在临颍参加一个集会,县府传达临颍赈粮先配14 万斤,从西安运到洛阳的运费合18 万元,着速来借款领运,迟不领运者,霉烂损耗由各县负责。

人民群众听到这些话,顿时人声鼎沸、怨气冲天,大家咬牙切齿愤恨异常地说:“未见粮先要钱,这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逼到死尽灭绝的地步吗?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要贪官们的粮。

”国民政府的救灾经历了由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灾民这样一个层级系统,再加上交通不便,官员腐败。

最终层层盘剥,钱花了,灾却没救到。

河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余在泗后来对平粜进行总结称:“中央虽拨巨款举办平粜,唯组织庞大,手续繁杂,辗转迁延,不待平粜,人已饿死。

”当白修德1943年到达河南时,发现政府下拨的救灾款中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剩下的还在路上。

而已到的钱也被留在银行里生利息,官员们忙着讨论作何用途。

同时,政府的银行居然对自己发行的货币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他们只兑给 83 元零钞。

迟缓的救灾行动,令灾情进一步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