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给杨绛写的诗词
收藏此文 2020-12-15 17:09:20 | 整理：综合试卷网 | 本文TAG：杨绛 上海 都是 | 阅读:
要
求钱钟书写给杨绛这首情诗的白话文翻译！！！在线等！！！急！！！...这首诗写得好凄凉 楼主 相思之情很重 缠绵悱恻 孤枕难眠 唯有写写文章聊表相思之苦 想起你的身体（粉足，脚）让我想得愁断了肠一般
这首诗写得好凄凉 楼主 相思之情很重 缠绵悱恻 孤枕难眠 唯有写写文章聊表相思之苦 想起你的身体（粉足，脚）让我想得愁断了肠一般 没有可以寄托的信物 只有泪流千行 想起我们当年的过往 一往情深 离别之后这么多年没有音信 难道是你我惜墨如金？午夜梦回 秋风呼呼作响 此时我孤枕难眠 当年的月亮和当年你我一起欣赏的星辰 现在我能和谁一起欣赏？可惜现在的天气 月也不园 似乎是在提醒你我此时的场景 月不园人两地 这秋天的夜雨苦涩凄冷 就连窗外的昆虫都害怕一个人独眠...
钱钟书与杨绛的故事谁知道？钱钟书和林徽因住过邻居，他的猫经常和林的猫打架，他就准备了一根长竹竿，不管天气多冷，只要听到他的猫在打架，他就拿起竹竿去帮他的猫打架。
。
。
1966年，杨绛、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
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
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她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
了解杨绛和钱钟书夫妻的生活经历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结识杨绛；1935年，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完婚，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据说还发生了大花脸的趣事。
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园。
1966年，“文革”开始了。
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
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
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 菜园相会。
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
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
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1971年，钱杨夫妇从五七干校回京，房子被人强占，两人只好住在社科院文学所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钱锺书开始整理多年积累的笔记，着手写作《管锥编》。
当时“文革”尚未结束，钱锺书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的书，可见其惊人的勇气。
1972年钱锺书、杨绛夫妇与林非、肖凤夫妇打架事件；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杨绛把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
...
杨绛与其丈夫钱钟书的一件趣事风雨同舟 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钱钟书“痴气”十足，有着孩子般的童心。
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
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
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
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
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
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
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园。
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应承了，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每天陪她的是那只可爱的小郎猫“花花儿”。
杨绛课务并不繁重，业余时间她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开始了。
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
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
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
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
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
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当时学部的人在背后煞了眼地辩：“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及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
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
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
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
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地挥手作别。
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
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
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
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
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记钱钟书与《围城》 --------------------------------------------------------------------------------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 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 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 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 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 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 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 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 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 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 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 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 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 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 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 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 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 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①参看《事实—故事—真实》（《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三期十七页）。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 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 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 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 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 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 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 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 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 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 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 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 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 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 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 “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 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 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 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 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 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 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 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 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 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
文革时期 杨绛 一家遭遇展开全部 【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
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
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
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
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
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
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
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
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
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
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
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
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
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女士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
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
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
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
《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
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
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途。
】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
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
“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
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女士已步入生命的第96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
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
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
《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
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
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
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
杨绛先生有哪些触动你的文字？展开全部 今天凌晨，杨绛先生故去了，说来惭愧最初知道杨绛先生，是在老人家百岁生日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微博。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杨绛 上面这段实际出自她96岁写的书《走到人生边上》。
读书 被转的比较多的一句杨绛名言是：“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杨绛 这事是这么来的：有个年轻人崇拜杨绛， 我查了下，应该是指钱钟书拒绝宴请的事情。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
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
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在回答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时，杨绛说：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
非但不唱，还不爱听。
但我们不愿意逃跑，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
这是一般人的常态。
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
…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 高中毕业的时候给杨绛写了一封长信，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兼倾诉人生困惑，杨绛给他回信了。
淡黄色的竖排红格信纸，毛笔字。
除了寒暄和一些鼓励晚辈的句子之外，杨绛的信里其实只写了一句话，诚恳而不客气：“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 关于读书，杨绛是这样比喻的 读书好比“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它对质。
——杨绛 风骨 一条微博：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在多年以后，也是坚决拒绝出席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颁发仪式，多少老头子兴奋得颤颤微微去领。
他们这傲骨，真不是一般心境能做到。
这一条里面提到的，他们的傲骨，是说钱钟书和杨绛两人。
但这条微博内容只说了杨绛拒绝荣誉，少了对钱钟书傲骨事件的介绍。
把丈夫钱钟书7万页的笔记，整理成178册英文笔记和20卷中文笔记分别出版。
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
九十岁寿辰时，她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
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 ===========流年浮生=========== 必老而弥坚。
—— 杨绛 人生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
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
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
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
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
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杨绛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杨绛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
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杨绛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
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杨绛 趣闻 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很溺爱自己在清华养的一只猫。
为防备自家的猫与别的猫打架吃亏，他特备长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竹竿助战。
当时和钱家的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杨绛常常怕钱钟书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锺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 费孝通一直对杨绛有意思。
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 看看杨...
杨绛的简介杨绛，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
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
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杨绛女士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中文名：杨绛别名：杨季康国籍：中国民族：汉出生地：北京出生日期：1911年7月17日职业：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毕业院校：苏州东吴大学、清华大学主要成就：为中国的文学做了很大的贡献翻译了《堂吉诃德》代表作品：《洗澡》《干校六记》《我们仨》祖籍：江苏无锡处女作：璐璐，不用愁！目录生平简介获奖荣誉家庭生活主要作品语言特点解说命理作家文集展开生平简介获奖荣誉家庭生活主要作品语言特点解说命理作家文集展开编辑本段生平简介名字介绍杨绛与钱钟书（2张）杨绛（yang jiang），原名杨季康，是杨荫杭之女，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市。
擅长于翻译、文学著作、戏剧等。
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其丈夫为钱锺书。
[1]成长经历 杨绛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学系研究生，此间认识钱锺书，二人情投意合不久便结成夫妇。
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锺书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
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
1938年，杨绛随钱锺书带着一岁的女儿钱瑗回国。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 孩提时代的杨绛研究所的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
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等；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将饮茶》《干校六记》《我们仨》；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斐多》等，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
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
1942年，她业余学写的话剧《称心如意》上演，由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导演，演出很成功。
一夜之间，杨季康变成了杨绛。
这年秋天，第二个喜剧《弄真成假》上演，也很成功。
抗战胜利后，她改行做教师，不复写剧本，但是杨绛在上海戏剧界并没有销声匿迹。
想不到戏剧界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级3班的同学，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选中了六十四年前杨绛处女作《称心如意》，于今年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演出。
十一月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滑稽剧团又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杨绛的《弄真成假》。
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八十年代以后的杨绛，没有再将精力放在大作品上，而是偶尔的写写散文，杂文，回忆短文一类的，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从大白话中显现出的智慧，至今还被喜爱她的读者津津乐道。
90年代后因为先生钱锺书和钱媛相继生病去世，杨绛基本停止了各种工作。
在父女两人相继去世后，她更是隐入深居。
一直到她92岁高龄时，才重新提笔，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媛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
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2]获奖荣誉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1986年）[3]编辑本段家庭生活早期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锺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一系列戏剧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钱先生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 钱钟书与杨绛在一起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钱便挣得少了。
杨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锺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多一些时间写长篇。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
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锺书写出一段，就给杨绛讲一段，钱锺书笑，杨绛也笑，这便是钱锺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
《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
杨绛一家 文革时期的遭遇【杨绛：政治运动虽然层出不穷，钟书和我从未间断工作。
他总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读书；我“以勤补拙”，尽量读我工作范围以内的书。
我按照计划完成《吉尔·布拉斯》的翻译，就写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
记不起是1956年或1957年，我接受了三套丛书编委会交给我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
钟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
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
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
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
钟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
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
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
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
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钟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实际上，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钱钟书先生自不必说；杨绛也很独立，她的戏剧、翻译、小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学者，在生活中又相互支撑，相守相助。
学者的身份之外，杨绛女士是妻子、是母亲，她在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
当时，杨绛先生写的《弄假成真》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当时钱钟书正在写后来影响颇大的《谈艺录》），钱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可挣一些钱贴补家用。
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
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整部小说的艺术品位形成，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
《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与杨绛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
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杨绛：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
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
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
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
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
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还在寻觅归途。
】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
钱、杨二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
“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钟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
随着《钱钟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今天，杨绛女士已步入生命的第96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已经闭门谢客。
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
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
《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
杨先生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
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
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现在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
杨绛在 老王 课文中他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老王与杨绛、钱钟书是什么...1935年，钱钟书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
在这24位被录取者当中，钱钟书不仅是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而且总成绩最高。
钱钟书把已被录取、准备赴英留学的消息，告诉了杨绛，并希望她能陪同一起出国。
杨绛知道钱钟书出自读书世家，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假如自己与他一起出国，可以照顾他。
因此，杨绛打算不等毕业，先与钱钟书结婚，再一同出国。
为了赶在出国前结婚，钱、杨两人决定于1935年夏举行婚礼。
新郎新娘身穿礼服，仪表俨然。
杨绛后来曾说过：“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联想到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曹元朗与苏文纨的婚礼。
结婚不久，杨绛随丈夫钱钟书远赴英国。
此番出国，钱钟书系公费，而杨绛是自费。
初来乍到，钱钟书就遭遇“不幸”。
据杨绛回忆：“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
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
他脸朝地摔一大跤。
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
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
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
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
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
幸同寓都是医生。
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这难免使她想起钱钟书曾常自叹“拙手笨脚”。
原来她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
她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
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钟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
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义务。
钱钟书和杨绛在这里如鱼得水，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
他们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
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
杨绛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
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
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
杨绛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
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料理柴米学当家 在牛津，杨绛为自己和钱钟书租下一处好房子。
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
他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定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
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
面包刚出炉就由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
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
他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
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装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在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
他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星期结一次账。
杨绛笑着说：“我们上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需要的食品。
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
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
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一两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
’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
钟书《槐聚诗存》1959年为我写的诗里说我‘料理柴米学当家’。
” 在他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钱钟书大显身手。
杨绛因入睡晚，早上还没有醒。
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把早餐直端到她的床前。
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
她可从没吃过这样早饭！ 杨绛自认为，“我们自理伙食是冒险”。
当时她想起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
一次店里送来了扁豆，因为不识货，一面剥，一面还嫌壳太厚、豆太小。
她忽然省悟，这是专吃壳儿的，是扁豆，于是便焖了吃，颇为成功。
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
至于猪头肉，杨绛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一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些。
还有活虾。
她很自信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
” 她刚剪得一刀，活虾在她手里抽搐，她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
钱钟书问她怎么了。
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 钱钟书跟她讲道理，说道，虾不会像你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就这样，他们玩着学做饭，觉得很开心。
钱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
那段时候，她们夫妇俩真的很快活，自己打出了一个美好的天地。
钱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