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悟道诗词

有关围棋的诗句

一句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预知目下兴衰召，需问旁观冷眼人。

一局棋罢指微凉，春花落尽菊花香，莫笑纹枰误岁月，人间何事不空忙？棋 王安石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池上二绝 白居易山僧对棋坐，局上竹荫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

月夜对弈 骆绮兰蕉阴分韵罢，棋兴月中生。

黑白仍如旧，赢亏却屡更。

思深情转惑，静极子无声。

局尽天将晓，残星数点明。

1、 谢灵运的山水诗的特点和意义？

谢灵运及其山水诗 2004-12-24 13:39:34 目送归鸿@-0qPk /article/-0qPk-Gwsotx.html 复制 评论 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

在谢灵运之前，山水草木一直是诗歌的一种点缀，山水只作为背景出现。

谢灵运开始以山水为主要描写对象，用精致工整的语言刻画山水的秀美，创造出真正的山水诗，成为我国山水诗的鼻祖。

谢灵运的山水诗，形式绮丽，声色并妙，在题材、内容、诗歌语言以及表现手法上别开生面，开拓了诗歌的新境界，对古典诗歌的发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谢灵运一生著作极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宋临川内史《谢灵运集》十九卷”，但大多在宋代就散失了。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李献吉、黄勉之、沈道初等人先后将散见于《文选》、《乐府诗集》、《宋书》以及其它各类书中的谢灵运诗文辑出，编排成书，由焦竑刊刻行世。

我们现在见到的收录谢诗较为完备的《谢康乐诗注》，就是黄节根据焦本《谢康乐集》中的诗歌部分加以重编注释的。

从《谢康乐诗注》所辑录的七十多首谢诗来看，谢灵运的创作并没有局限于山水诗的范畴，还有乐府诗从及为数不多的田园诗和《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等等，但为谢灵运所擅长并取得极高艺术成就的还是山水诗。

一、身世遭遇与山水诗创作 谢灵运是“淝水之战”名将谢玄的孙子，他生长在世族豪门、显贵大地主的家庭里，十八岁就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

但魏晋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

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尔虞我诈，彼此倾轧，斗争激烈。

当时，以刘裕为代表的刘宋王朝统治者坚决地推行抑制门阀大族、提拨庶族地主作为辅佐、加强集权统治的政策，对王、谢等大贵族集团施以压力，企图摧毁他们顽强的势力。

谢灵运便在刘裕这种削弱士族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政策下被降爵为候。

处身于这样的形势中，谢灵运为了维护自己贵族集团的地位和利益，经常与统治者处于一种复杂而剧烈的斗争中。

他一直对刘宋集团采取不合作和反抗的态度。

刘义隆即位后，深知谢灵运倔强不驯，更有意严加裁制。

谢灵运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只求隐退。

永初三年（422），谢灵运出任永嘉太守，任职仅一年便托病回故乡始宁隐居。

元嘉三年（426），谢灵运被召至京为秘书监，常常称病不朝，结果仍是请假回籍。

这是刘宋王朝不能容忍的。

刘义隆认为谢灵运脱离控制，很不放心，就唆使地方官告他造反，迫使谢灵运到京表白，乘机要他做临川内史，事事加以掣肘。

谢灵运自然是不愿受这种约束的，刘义隆于是派人带兵逮捕他。

这样，谢灵运不得不兴兵反抗，结果是兵败被杀。

一代大诗人就这样在刘宋王朝与世族的斗争中了却了一生。

朝廷失宠，宫廷之争失败后，谢灵运身在朝廷，心却在山水之中。

他一方面隐逸泉林、纵情山水，在山水林野中去探寻、追求独立于黑暗现实之外的人生理想，一方面又还苦恋着昔日的荣华，对过去的特权难以忘怀。

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谢灵运常常开山伐木，登山观水。

因为只有这样，只有远行郊野荒林之中，才能忘却世道的艰难痛苦；只有在无限纯净的山水中，才能寻找到精神的自由与解脱。

因此，谢灵运追求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逍遥。

但由于他没有最终跳出功名利禄的怪圈，短暂的惬意之后，他又感到迷茫，故而屡屡向山水诉说自己的失意与孤寂，倾吐自己的不幸与愤懑：“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催。

”（《岁暮》）“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

乱流趋正绝，孤屿嵋中川。

”（《登江中孤屿》） “隐逸”和“仕途”这两种思想经常在谢灵运的心灵深处搏斗；逃避现实而又不能逃避现实的矛盾纠缠着他。

遭受统治者的猜忌、排斥和打击，他被放逐到穷乡僻壤，只好遨游山水，怡情风月，但又不能真的忘情于权势；陷入庄园和林泉之中，却又不甘寂寞；逃避到自然美景和老庄哲理之中，但始终无法摆脱心中的烦恼，无法避免政治上的迫害，做个与世无争的真正隐士。

他把这种对现实的苦闷、个人的苦闷和忧伤都写进诗文中，因此，在谢灵运的作品中，存在着主客观之间的深刻矛盾：黑暗残酷的现实生活与诗人主观愿望的强烈冲突以及自然美与人间离乱、悲苦的鲜明对照。

正如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说：“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

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

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自己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内心积闷的发泄，是刘宋朝时期那个特殊政治形势中种种矛盾和斗争和反映。

二、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风格 《宋书·谢灵运传》说：“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灵运素所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期，民间所讼，不复关怀。

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然。

”“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

”谢灵运一面欣赏山水美景，一面吟咏成诗。

他对蕴存于山水云林中的自然美观察十分细致，一草一木经过他的艺术渲染就形成了优美的意境；他常常把自己对自然的一往情深和被山水神秀触发的哲思，都溶化在景物描写之中，从而使其山水诗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富有鲜明个性。

如“白...

古琴的文化意义

展开全部 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历来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必由之径。

古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寓了文人风凌傲骨、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而在音乐、棋术、书法、绘画中居于首位。

“琴者，情也；琴者，禁也。

”吹箫抚琴、吟诗作画、登高远游、对酒当歌成为文人士大夫生活的生动写照。

春秋时期，孔子酷爱弹琴，无论在杏坛讲学，或是受困于陈蔡，操琴弦歌之声不绝；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美谈；魏晋时期的嵇康给予古琴“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的至高评价，终以在刑场上弹奏《广陵散》作为生命的绝唱；唐代文人刘禹锡则在他的名篇《陋室铭》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淡泊境界。

1977年8月，美国发射的“旅行者”2号太空船上，放置了一张可以循环播放的镀金唱片，从全球选出人类代表性艺术，其中收录了著名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演奏的长达七分钟的古琴曲《流水》用以代表中国音乐。

这首曾经由春秋时代著名琴家伯牙的弹奏而与钟子期结为知音好友的古曲，如今又带着探寻地球以外天体“人类”的使命，到茫茫宇宙寻求新的“知音”。

古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

特殊的身份使得琴乐在整个中国音乐结构中属于具有高度文化属性的一种音乐形式。

“和雅”、“清淡”是琴乐标榜和追求的审美情趣，“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弦外之音”是琴乐深远意境的精髓所在。

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与白居易“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

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所讲述的正是这个道理。

相反，人们也常用“对牛弹琴”、“焚琴煮鹤”来感叹某些人对琴的无知。

古琴的韵味是虚静高雅的，要达到这样的意境，则要求弹琴者必须将外在环境与平和闲适的内在心境合而为一，才能达到琴曲中追求的心物相合、人琴合一的艺术境界。

在这一方面，伯牙的经历可称为后世的典范。

传说，伯牙曾跟随成连学琴，虽用功勤奋，但终难达到神情专一的境界。

于是成连带领伯牙来到蓬莱仙境，自己划桨而去。

伯牙左等右盼，始终不见成连先生回来。

此时，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到海浪汹涌澎湃地拍打着岩石，发出崖崩谷裂的涛声；天空群鸟悲鸣，久久回荡。

见此情景，伯牙不禁触动心弦，于是拿出古琴，弹唱起来。

他终于明白成连先生正是要他体会这种天人交融的意境，来转移他的性情。

后来，伯牙果真成为天下鼓琴高手。

由于古琴一向被视作“华夏正声”、“元音雅乐”的代表，而佛教为外来文化，有别于当初的国学正统，故在琴学的传承及创作等方面亦多少受到某种程度的鄙夷和排斥，尤其是佛教传入不久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僧人甚至被拒授琴。

故现存传世琴谱中，内容直接与佛家及佛教有关的琴曲非常少（大概不超过十首），远远不如儒家和道家。

因佛家与道家在出世修炼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故附会者认为并非缺少佛家琴曲。

自古，中国历代文人皆讲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每当文人抑郁不得志之时，通常选择由儒入道，将关注点从纷攘的外界拉回到丰富的内心，逍遥隐逸，寄情山水，亲近广阔的大自然。

抚琴作为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令历代文人雅士为之沉醉而解脱释怀。

这正如道家嵇康在《琴赋》当中所言：“物有盛衰，而此（古琴）无变；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

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

弹奏之人在古琴朴实低缓而又沉静旷远的音声之中，由躁入静进而物我两忘，“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致乐以治心，乐则安，安则久”。

古琴艺术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而备受推崇，除“琴德最优”外，更由于其音乐的特质能顺乎自然，耐人寻味，符合中华传统文化追求意境、崇尚内在和寓意含蓄的特征，它含藏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体现了古人修身悟道的德行，而成为人格培养和精神升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古琴之音，既淳和淡雅，又清亮绵远，意趣高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琴道更是让有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为之一生追求。

中国古琴音乐是一门具有深刻历史文化背景的艺术，它以多重美的高雅品质，引人无限向往和追求。

在人心容易流于浮躁的今时今日，亟需古琴这般恬淡、平和的音乐，让人心得以安住沉静，回归内心自性里丰富的精神世界。

琴的创制者有昔伏羲作琴、神农作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作为追记的传说，可不必尽信，但却可看出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根据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一度盛兴于民间，深得人们喜爱，用以抒情咏怀。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民间诗歌集《诗经》中得到印证。

《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

三国时代的名人名言

1、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 《诫子书》2、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三国名人名言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3、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不免于下流矣。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4、志当存高远。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5、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

三国文学家 曹植6、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

三国名言语录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7、不傲才以骄人，不以宠而作威。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8、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 《前出师表》9、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三国时期吴国开国皇帝 孙权10、才须学也。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三国名人名言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11、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

见三国·蜀·《诸葛亮集·治军》。

陈：同“阵”。

这两句大意是：敌人要固守阵地，就选择他守备薄弱的地方发起攻击；敌人要兴师出兵，就用出人意料的战术突然袭击他。

战争中就是要用“有备”去攻“无备”，以“有意”去胜“不意”，以超乎常规的奇兵奇谋克敌制胜，古今中外许多战例都证明了这一点。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 《诸葛亮集·治军》12、尸位素餐，难以成名。

见三国·魏·曹植《矫志诗》，尸位：占居职位而不尽责。

素餐：白吃饭。

成名：取得好名声。

这两句大意是：白白地占居职位而不克尽职守的吃闲饭的人，难以取得好名声。

不管做什么工作，要想赢得人们的称赞，取得好名声，就要勤奋努力，克己奉公，干出点成绩，作出点贡献。

如果总是禄禄无为，尸位素餐，就难免被人们指责、议论。

本名句可供劝诫人们奋发有为时引用。

三国文学家 曹植 《矫志诗》13、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三国·诸葛亮《诫子书》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坚定，不安定清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

如果不下苦工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家 诸葛亮 《诫子书》14、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三国名言语录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

轻：轻视。

然：如此。

这两句大意是：文人相互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知识分子往往互相轻视，或由于自矜自高，或由于忌妒他人，自古以来就有这种陋习。

今天，随着社会的进化，文明的发达，大家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共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前提下，这种陋习已有所克服，但还不能说已经根除。

这两句多用来说明文人相互轻视由来已久，也用来反对文人相互鄙薄。

三国政治家 曹魏开国皇帝 曹丕 《典论·论文》15、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

三国·魏·曹植《君子行》。

纳履（1ǚ吕）：整理鞋子。

整冠：正帽。

这两句大意是：在瓜田里不提鞋子，在李树下不整帽子。

在瓜田里弯腰提鞋，就会造成偷瓜的嫌疑；在李树下举手正帽，就会造成偷李子的嫌疑。

《君子行》云：“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就是以这两句比喻明智的人应防患于未然，避免嫌疑的产生。

今有“瓜田李下”、“瓜李之嫌”等成语，则分别指容易涉嫌的场合和容易被误会的嫌疑。

如《北史·袁聿修传》：“今日仰过，有异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

”《三侠五义》第五十二回：“他因家下无人，男女不便，有瓜李之嫌”。

这两句多用于告诫人们要避免嫌疑。

三国文学家 曹植 《君子行》16、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

三国·曹植天地是永恒的，永无终极，人生是极其短暂的，就象朝霞，绚烂夺目一时，转瞬消逝，因此我们要珍惜生命，在短暂的瞬间，尽量活出自己的意义。

三国文学家 曹植17、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

三国·魏·曹植《矫志诗》，都蔗：粗大的甘蔗。

这几句大意是：粗大的甘蔗虽然味道甜美，但当作手杖来拄则必定断折，谗佞人的蜜语巧言听起来很舒服，但按照它去办事则必定失败。

这几句说明用人行事不能光看外表，而要讲求实用，不然的话，就会受骗上当。

这种用比喻补充说明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三国文学家 曹植 《矫志诗》18、得人则安，失人则危。

三国名人名言三国·魏·曹丕《秋胡行二首》其。

人：贤能的人。

这两句大意是：得到贤能的人就安稳，失去贤能的人就危险。

这两句可用于说明国家安危重在得人。

19、三国政治家 曹魏开国皇帝 曹丕 《秋胡行二首》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三国·魏·曹植《七步诗》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有什么样的基本特点？

展开全部宋元话本宋元时代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

包括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艺人的底本，但诸宫调、影戏、傀儡戏的脚本也可以称作话本，还有人把明清人摹拟小说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统称为话本。

宋元话本有各种不同的家数和名称。

小说家的话本称作小说，都是短篇故事。

讲史家的话本称作平话，一般篇幅较长，讲的是历史故事。

还有称作诗话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但有的书并不标明体裁。

话本的文字详略也有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种类型。

繁本是语录式的或经修订加工的底本，语言通俗流畅，接近口语。

简本是提纲式的资料，只记下一些故事梗概，往往是从传奇文和笔记小说中摘录下来的。

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就是裴铏《传奇》中《裴航》故事的节要。

现存宋元话本，无论小说还是平话，多数是简本；有些明代所刻选本所收的小说，似经过后人的加工整理，在艺术上比较完整。

小说家的话本，据《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记载，从题材上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并举出了《红蜘蛛》、《卓文君》、《三现身》、《十条龙》、《拦路虎》、《赵正激恼京师》等100多种话本篇目。

有的话本流传至今，如《红蜘蛛》有元刻本残页；《警世通言》里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当即《十条龙》；《拦路虎》见於《清平山堂话本》。

还有《也是园书目》和《述古堂书目》（抄本）所著录的宋人词话，有《种瓜张老》、《错斩崔宁》、《西湖三塔》、《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等，见於明人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古今小说》等书。

现在多数研究者确定为宋元话本的约有三、四十篇，还有一部分作品存在疑问。

因为现存小说话本集都是明代人编印的（如《京本通俗小说》的来源还有疑问），只能据以断定年代的下限，有些文字经过修改增订，很难判断确切的年代。

小说一般都穿插不少诗词，开头有“入话”或头回小故事，结尾有诗句作为收场。

讲史家的话本不多，有一本《梁公九谏》，收在《士礼居丛书》里，讲的是唐代狄仁杰九次劝阻武后传位於武三思的历史故事，文字简略，可能曾经删削。

讲史的代表作是《新编五代史平话》，据曹元忠说是宋刻巾箱本。

《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北宋时有专说《五代史》的艺人尹常卖，现存的话本应该是有所承受的。

《五代史平话》按五代各自分卷，书已残缺不全，大致可以看出讲史平话的体制规格。

话本基本上是说白，也穿插一些诗，语言简朴，文言语汇较多。

《梦粱录》卷二十说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可以说明讲史话本的基本特点。

北宋还有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说的就是三国故事，当时应该也有话本。

现存元刻本的《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虽删节过甚，可能还保存了宋人话本的概貌，还有一本《大宋宣和遗事》（金陵王氏洛川刻本。

修绠山房刻本题作《新镌平话宣和遗事》）、《也是园书目》也列为宋人词话。

从书名上加“大宋”二字看，象是宋人口气，但似经元人修订。

《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只分卷而不分章回，但目录是分段标题，可以看作回目的起源。

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等，都没有话本流传。

只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另一版本题作《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佛经故事有一定关系，它就是《西游记》的雏型。

3卷17章，每章都有诗，所以称作诗话。

它的体制和唐代的变文有某些相同之处，可以看出其间一脉相承的渊源。

另有〔菩萨蛮〕、《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两部小说话本，讲的是参禅悟道故事，可以看作说参请一类。

还有一本《问答录》，讲苏东坡与佛印问答的故事，也可能是说参请性质的话本。

话本是民间说话人的创作，既具有口头文学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突出的成就。

宋元人话本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继续发展的产物。

近几十年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话本的研究和整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请问宋元“说话”四家都有什么？

展开全部考辨在宋代有一种称为“说话”的民间技艺，由唐代的“说话”发展而来，并吸收了变文等的若干特点；至元代仍然流行。

其内容主要是述说故事。

现在所知的宋、元通俗小说大致就是当时“说话”艺人——也即“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故又称“话本”；但也可能已在底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与其原貌不尽相同了。

“说话”在宋代有四家。

据宋代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的“瓦舍众伎”条记载： “说话”有四家。

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

据此，“说话”四家为：一、小说；二、说经，包括说参请； 三、讲史；四、合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即大致采用这种说法，孙楷第《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并对此作过较详细的考证，可以参看。

但因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合生诗词》条有“江浙间路歧伶女有黠慧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

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

盖京都遗风也”的话，有些研究者就认为“合生”不属于“说话”四家之一，并对上引《都城纪胜》的那一段话用别的方式来标点，于是对“说话”四家也就有了别的分法。

但似还不如鲁迅、孙楷第的分法来得稳妥。

①只是在“说话”四家中，合生的势力最小，综合《东京梦华录》、《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诸书的记载，合生艺人有姓名可考的只吴八儿、双秀才两人，而小说、讲史皆有数十人，说经也有近二十人，即可见一斑。

大概从南宋后期起，合生已颇衰微，故《梦梁录》卷二十有一条记“说话”的情况，标目为《小说讲经史》而不说及合生。

至于合生的特点，由于前人的记载语焉不详，现在已难以弄清楚了。

①洪迈此条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一位散乐伎人“高吟”一首七律，咏两位太守对席；另一个是一位唱诸宫调的女子“歌”其“述怀小曲”，咏雪里梅花，用以自喻。

又，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说：“有谈歌妇人杨苎萝，善合生杂嘲。

”文中并记载了这位“歌者”“嘲蜘蛛”（实为嘲胖和尚云辨）的五言小诗，从中可见洪迈的所谓“京都遗风”。

其“嘲蜘蛛”，亦即“指物题咏”的一种。

按，《新唐书·武平一传》：“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

比来……妖伎胡人，街童士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

”是“合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施于声律”，也可结合舞蹈，故有“咏歌蹈舞”之语；其内容的“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则显与“题咏”相通。

洪迈所记，均为乐人的“吟”、“歌”，张齐贤所记，也为“歌者”之诗，当是唐代“施于声律”的“合生”的继续。

而罗烨《醉翁谈录》卷一甲集《舌耕叙引》的《小说引子》说：“小说者流……或名演史，或谓合生。

”此处的小说，是广义的概念，与今天通常所说的“小说”近似，故谓其可“或名演史”。

由这一记载，可知其所谓“合生”实属于广义的小说，也是述说故事的。

与洪迈所说“指物题咏”、再加“吟”、“歌”的“合生”同名异实。

换言之、“合生”在当时实有两种，一种属于“说话”，一种则吟诗歌词。

另据洪迈所记，在其生活的南宋时代，后一种“合生”是由女性（“路歧伶女”）从事的，而《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合生”艺人为“双秀才”，显非女性，也可见《繁胜录》所记“合生”非洪迈所谓“合生”，而当是《醉翁谈录》所说的那种“合生”。

“说话”的形式，大抵以诗词起，以诗词终，在叙述过程中也常杂以诗词、骈文之类，故又有“诗话”、“词话”之称。

至于“小说”、“讲史”、“说经”的区别，鲁迅说：“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

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

” （《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说经”虽“演说佛书”，后也发展为专讲佛教史上的有关故事，向“小说”、“讲史”靠拢，唯题材有所区别，其代表作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无论是唐代的“说话”或变文，都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从这点说，作为其后继者的宋、元“说话”也应为同样的性质。

且宋代“说话”主要在“瓦舍”演述，其听众以市井民众为主，元代“说话”的主要听众同样如此，故可视为市井文学。

而另一方面，宋、元“说话”又受六朝以来文言小说的影响很深。

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说：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

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

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

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

《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

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

《太平广记》固然收有许多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之文①，《夷坚志》、《绿窗新话》也分别为宋代志怪、传奇的名作。

所以，宋、元白话小说的发展，实以六朝以来的文言小说...

《三国演义》的故事

展开全部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

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

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

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

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

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

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

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 1、 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2、 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 3、 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操形象。

1、 曹操：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 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 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 一、讲史文学之源流 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

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

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

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

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

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

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说经，谓演说佛书。

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

”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

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

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

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

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

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作者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

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

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

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

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

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

苏轼被被贬儋州的经过及原因

治平元年（1064），仁宗逝而英宗继位。

治平时期甚短，也是苏家之多事之秋。

苏轼十九岁时所娶之妻王弗与老父苏洵在此期间内相继亡故。

王弗是苏故乡一带之青神人，嫁给苏轼时年仅十五岁，小于他的丈夫三岁。

死时年仅二十六岁，给他留下六岁的儿子苏迈。

夫妻情感甚笃。

十年之后，苏轼在知密州任上写有著名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词来怀念她。

苏轼为父守制后，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第二位太太以后生了苏迨、苏过兄弟，后者以后也是一位诗人，但其成就远不及其父。

当苏轼兄弟重返京师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整个国家都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浪潮之中。

苏轼因反对变法，被安石一派“巧抑其资”，任为杭州通判（通判是皇帝派往地方监督地方的副职，公告命令都要由他与正长官共同签署，因称通判）。

当然，这在艺术上也成全了苏轼，使他由嘉佑、治平时期的发轫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诗人以西湖风光、江浙山水为中心主题，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同时，也开始尝试写词，并入手便得大家风范，虽然此时尚未进入他自己那种独特的豪放风格。

然而，苏轼并非脱离政治、流连山水的山水诗人，而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

“民本”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样，就势必与王安石以加强皇权、增加中央府库（以对国民加重赋敛为主要手段）为根本方针的变法发生冲突。

这样，在他歌吟西湖风光的诗句里，就时时透露出他对社会的深沉思考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辩。

这一类的诗，开 这些或直露，或含蓄地抨击时事的诗作，埋下了诗人政治恶运的种子，磨蝎宫星座的寒光很快就要使他遭受苦难。

果然，在他转任密州、徐州之后，元丰二年（1079），苏轼四十四岁时，在他刚刚调到湖州（今浙江的吴兴）任上时，就被新贵们以作诗讥讽新法、讪谤罪逮捕入狱。

同年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是御史监狱的代称。

苏轼在狱中，写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诗句，格调凄惋。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经过130天的勘察后，结案出狱，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

团练副使为官办民间团防组织之副职。

宋代文人地位高，即使是罪犯，亦仍有一个虚职在身。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即奔赴贬所，二月至黄州。

先寓居定惠院，随寺院的和尚起火吃饭，此时惊魂未定，再加上与和尚同住，所写之作品，皆凄冷孤高，似不食人间烟火语：“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至五月迁居临皋亭，住江边之驿舍，比寺院略好些，但生活依然无着，遂于元丰四年，申请到了离城东不到半英里的一块约十英亩的荒地，躬耕其中，并自号东坡居士。

此即“东坡”之号的由来。

次年二月，他在东坡山脚下，盖起了一座五房的堂舍，因是在雪中落成，因名“雪堂”。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了东坡，并且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真正意义的苏东坡。

诗案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从具体的政治哀伤中摆脱出来，重新确认和评价人生的意义。

 苏轼在黄州住了四年零两个月，元丰七年三月改贬汝州（在京城所在的河南，说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善）。

苏轼利用迁移的机会，先南下九江，与和尚诗友参寥一起游览了庐山，题写了《题西林壁》那首著名的哲理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颇合佛理禅思。

随后，奔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了弟弟子由，然后折回北上，经金陵时，会晤了退休宰相王安石。

是政敌却又是诗友的两位文坛巨匠这次相会甚为欢洽，两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王安石亦已被排挤出朝，闲居江宁，尽管他仍然受着神宗的眷顾，但两人的理想抱负同样以失败告终。

两人谈诗论词，参禅悟道，至有钟山卜邻之约：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荆公韵四绝》见《苏轼诗集》P1251） 元丰八年（1087），神宗病故，年仅十岁的小皇帝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原本就不同意儿子的所作所为，听政后，立即启用旧党，反变法派的著名领袖司马光回朝执政，苏轼被启用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

苏轼在这里仅仅逗留了五天，写下著名的《登州海市》诗。

“海市蜃楼”极难见到，苏轼自己说是：“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

”不知是苏轼有特异功能，还是他的运气好，抑或只是幻觉、想象，总之：“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登州海市》）。

虚虚幻幻，空灵飘渺。

苏轼于这方面颇为灵异，此一事例之外，他的另一首诗记载他曾经目睹过类似UFO的奇异经历，那是在熙宁四年（1071 ）十一月，苏轼在赴杭途中，夜宿于江苏镇江金山寺上，山僧苦留他看晚霞落日。

突然之间，在墨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