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龙应台即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属于无党籍。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曾担任“台湾文化部部长”。

1974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欧洲》。1998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在上海相继发行。

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2010年11月15日，龙应台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2014年12月5日，正式卸任台湾“文化部长”。

扩展资料：

一、社会评价：

1、龙应台是一名真正的文化批评家和优秀的文化建设者。

2、龙应台是才学并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为其实都取决于自己的真性情，她同样用直接而有力的杂文，“笔锋常带情感”，来揭示我们社会的病情。

3、龙应台不仅仅是一名将野火烧向专制的斗士，她出现的时机也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读的指针，龙应台从一开始就放弃有利地势，选择站在一个孤立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的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

二、相关资料：

龙应台30日受邀到第12届华人企业领袖远见高峰会演讲，她提到比尔 盖茨今年赞扬印度总理对马桶的重视，并且投资未来的马桶，原因是全球60亿人口里面，有25亿的人是被迫要随便大小便、没有马桶。

龙应台指出，过去她对比尔 盖茨没有太多关注，但发现比尔 盖茨作为企业家，到印度高科技、有效率的办公空间，仍愿意再多走3哩路到明亮的办公室之外，发现很多人是在外面上厕所，因此要投资设计未来的马桶，为开发中国家带来卫生革命。

这让龙应台感受到企业家有3个境界，第1个是只是赚钱，第2个是成功赚钱但也捐款，第3个则是有愿景策略的企业家，能深入社会、知道社会所需，而比尔 盖茨就是属于第3种。

龙应台接续说了4个故事，包括台北光点、齐东诗社、台湾文化光点计划、艺术银行计划，都是有台湾企业家捐款才能完成。

龙应台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家对社会有心意的话，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愿意在你所看见的表面多走3哩路，走出去、走到背面，可以看到社会很深的角落，发现一辈子没发现的东西。”

最后她也提到台湾现在流行讲“小确幸”，好像成为年轻人追求的目标，龙应台认为“但总有一天还是要从小确幸走出来，看到广大天空、看到严峻未来。”

龙应台提醒，不能都以小确幸为志愿，否则不知道船要开到哪，她也期许在座的企业家，应给台湾未来一个信念。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龙应台

中新网－龙应台：台湾年轻人要从小确幸走出来看到严峻未来

龙应台离婚了吗

离婚了。

孤独龙应台：有些路只能一人走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

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

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

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

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

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

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

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

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

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

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

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

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

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

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

“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

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

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

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

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

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

“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

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

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

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

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

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

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

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

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

”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

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

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

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

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

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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