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后期诗歌特色的形成原因

王安石诗歌创作前后期风格变化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王安石前期诗歌中即有精工雅丽、重视技巧的特点，晚期风格为渐次累积所致；也有观点认为王安石晚年诗歌风格变化与他的隐居生活及佛理研习有关。而从王安石自身来说，晚年由政治舞台的主导者而成为隐居田园的出世人，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作者身份的变化，其内在自我定位、创作关注焦点、心态情致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导致了晚年诗歌在情感深度、思维方式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晚期诗歌的外在风貌似与早期有相类之处，但其内在韵致已不可同日而语，也非单纯依靠精深纯熟的技巧所能达到。

摘自：

王安石晚年诗风转变的内在原因

王安石诗歌前后期有何不同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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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家境怎样

属于小康，是中产阶级，其父为小官吏。

附资料：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

宋临川人（今 江西省东乡县上池自然村人），汉族。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

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

其政治变法对宋初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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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

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江西诗派,并说下其诗歌创作的特点

历史渊源 北宋后期，黄庭坚在诗坛上影响很大，追随和效法黄庭坚的诗人颇多，逐渐形成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诗歌流派。

宋徽宗时，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黄庭坚为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倪、林敏功 、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25人。

认为这些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

诗派中并不都是江西人。

后被人归入江西诗派的还有吕本中、曾几、陈与义等。

稍后曾纮、曾思等人也被补入江西诗派。

艺术风格 诗派成员多数学杜甫，宋末方回又把杜甫和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

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追求字字有出处。

在创作实践中，诗派“以故为新”，重要作家的诗作风格迥异，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

它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体诗人。

代表人物 黄庭坚（1045-1105） 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的诗歌理论有很大影响。

他的诗歌理论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诸如诗歌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诗人论以及诗的境界、风格等都有所论及。

但是主要还是诗歌创作论范畴。

其宗主黄庭坚倡导求新求变，要在广泛吸取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

这种思想也贯穿了江西诗派的整个发展嬗变史。

黄庭坚诗歌理论中最著名的主张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即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要在诗歌创作中“以故为新”。

他主张多读前人作品，从中汲取艺术营养，熟练地掌握炼字、造句、谋篇等写技巧，同时力求打破技巧的束缚而进入“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并争取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

他极力推崇杜甫，把晚期杜甫诗视为宋诗美学理想的参照典范。

他的尊杜观点最能体现宋代诗学的时代精神。

他主张对前代诗歌的语言艺术作积极的借鉴。

他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故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虽然如此，但一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试派也不满与当时崇尚晚唐诗歌的风气。

平淡质朴，精光内敛，体现出黄诗的老成境界。

由此可见平淡之美是宋代诗坛的整体性追求，黄庭坚的创作道路也是以此为终极目标的。

陈师道（1053-1102） 也是苏轼门下的重要诗人，为苏门六学士之一。

他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因不满新学而不应科举，至35岁时才由苏轼的举荐而任州学教授。

他视苏轼为师长，曾不顾朝廷禁令私自离境为出守杭州的苏轼送行。

但陈师道作诗的方式的“闭门觅句”式的苦吟，与苏轼挥洒自如的方式迥然不同。

所以他写诗并不学苏，而以同样重视推敲锻炼的黄庭坚为师，自称：“仆于诗，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

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

”（《答秦觏书》）虽说陈师道的诗最终自成一体，但毕竟与黄诗有一层渊源关系，因此他和黄庭坚并称为“黄陈”。

陈诗运思遣词都很有工力，但字面上已洗净风华绮丽。

这正是宋诗以平淡为美、以思理见长特色的一种表现。

黄庭坚、陈师道去世以后，诗坛空气趋于凝固。

经过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陈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范，而严酷的政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内敛。

于是，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整个诗坛的倾向。

突然发生的靖康事变打破了诗坛的沉闷空气。

崛起于东北的金国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灭辽，第二年就攻陷汴京。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淮河以北成为金的领土。

在短短两年之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变，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诗人们宁静的书斋生活，整个诗坛震惊了，代表诗坛风气的江西诗派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金兵围攻汴京时，吕本中正在城中，他最早用诗歌记录了那场事变，《守城士》描写了抗金将士的奋勇抵抗，《兵乱后寓小巷中作》刻画了人民遭受战祸的惨状，《城中纪事》控诉了敌军烧杀抢掠的罪行。

金兵退后，吕本中又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29首以抒愤，其一写道：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

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

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

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沉郁悲壮，写出了爱国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其他经历了靖康事变的江西诗派人也有一此类似的作品，例如韩驹的《陵阳先生诗》中就颇多呼吁抗金的诗。

即使在咏物、咏史一类传统题材方面，也时而可见他们的忧国伤时之思，如洪炎的《次韵公实雷雨》和徐俯的《咏史》： 惊雷势欲拔三山，急雨声如倒百川。

但作奇寒侵客梦，若为一震静胡烟？田园荆棘漫流水，河洛腥膻今几年？拟扣九关笺帝所，人非大手笔非椽。

楚汉分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胡颜肯姓刘？ 前一...

“可怜时复犯龟兹”出自哪一首诗词

《李委吹笛并引》 宋 苏轼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疑。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

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

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由于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所以苏轼免于一死，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元丰二年 （1079年），苏轼移任湖州 （浙江省吴兴县），七月遭御史台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狱，他们指证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做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个措施不对。

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总结一句话，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问，他自认难逃死罪。

最后终能幸免一死。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赐被判流放黄州（湖北省黄冈县），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获释离开御史台之狱。

后人把这桩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

“乌台”即御史台。

《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

”后世便以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

由于这案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他们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御史台的见习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致祸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须有罪名”外，据说是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王安石。

当时人的笔记里曾记载其事。

说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苏轼见乌斋台桌上摆着 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幺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

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

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幺，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

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

又问小孩说这是什幺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

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幺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

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段记载的真伪已不可考。

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轼，错改两句诗似乎不是王安石讨厌苏轼的真正原因。

其实质上的原因，当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所以，苏轼才会在仕途有所不顺。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

谁知道王安石的资料？

王安石（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字介甫，号半山。

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

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

任地方官多年。

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

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

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

次年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

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

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

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

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宋代政治形式怎样影响诗词发展

宋词繁荣的原因.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 宋初是令词继续发展和长调勃兴的时期，晏、欧等词家主要承继南唐词风，柳宗则大力创作长调，扩大了词的容量. 北宋后期为词的雅化时期.柳永将词引向市井，引起文人雅士的不满.苏轼进行了题材内容上的开拓，“以诗为词”；周邦彦则主要在艺术手法上去俗求雅，因而形成词坛的两个流派. 南宋词风转变，爱国志士感于亡国之痛，以词抒发爱国思想与身世之感，趋于苏轼一路.至辛弃疾，遂极大开拓了词的境界，影响巨大，形成辛派词人群体，豪放派得以确立. 姜夔重音律，格调骚雅，宋金形势渐趋稳定之后，南宋后期词人大多以姜夔为宗，刻意追求音律谐和、韵味悠长和形式精美，导致宋词韵高和寡，无以为继. 唐代皇帝的爱好与唐诗的兴盛 一般都认为盛唐是东方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它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又一个光彩夺目的高峰，而唐诗无疑是这座文化高峰上的璀璨明珠.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蜚声四海，映照古今，其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艺术之精湛，都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若追溯唐诗的起源，应该说是魏晋以来文风不断转变发展的结果，但唐诗的繁荣又确实得益于唐代统治者的“导向”作用.唐朝的皇帝，特别是前期的皇帝几乎都擅长诗赋，多有作品传世.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不但在政治上具备雄才大略，同时也是一位写诗高手.虽然他的诗宫廷味较浓，但他的示范作用影响了他周围的文人学士，并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唐玄宗的祖母武则天与伯父唐中宗也都是诗人，他们倡导宴饮赋诗，群臣应制，有时一次多至百篇，那些不擅长作应制诗的大臣，便很难参与朝会.到盛唐时期即玄宗、肃宗时期，也是唐诗最繁荣的时期，诗坛人才辈出，群星璀璨，风格各异，流派纷呈.高适、王昌龄的边塞诗，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更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终将唐诗推向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 唐诗的繁荣，除皇帝爱好的原因外，也得益于诗歌在士子入仕中的导向作用.唐以进士科取士，应试者必须长于作诗，而这也就成为士人们获取功名的正路，唐诗也因以诗赋取士而繁盛起来.高宗时，进士科加试“杂文”（诗赋），是以诗文茂美者入选之始.及至盛唐，诗赋取士更见推重，玄宗朝的进士及第或位极卿相者如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是精于诗赋的.唐朝的文官几乎无一不是诗人，诗作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清康熙时曹寅辑的《全唐诗》，所收诗达48900多首、作者达2300多人.应该说，这一数字虽然惊人，但仍然不是全部. 朝廷看重诗人，世人仰慕诗人，诗人在盛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在这种社会导向下，许多文人学子都把追求诗“境”作为自己的理想，诵习诗赋也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门砖.李白刚到长安时，因没有什么名气，便带着自己的诗作去晋谒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看了他的《蜀道难》，扬眉赞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他把李白推荐给玄宗，李白得以“供奉翰林”，从此名扬天下.那些慕名者也接踵而至，以得李白品题为进士中举之捷径.有个叫魏万的人，从河南跟踪李白，奔波三千里，终于得到李白的《还山诗》一首，魏万靠此诗居然金榜题名.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社会的导向作用对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有着何等的影响. 宋代的文人政治与宋词的极致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其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场，在许多城市也都有歌楼伎馆，甚至有些官僚豪绅家里也有歌伎舞女，这种社会风尚为宋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宋词数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编的《全宋词》，含著名词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这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

古诗梅花的写作背景

此诗的写作背景是，年过半百、对政治早已心恢意懒的王安石，已经历了两次辞相两次再任。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 政事。

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

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 的形势。

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

熙宁七年辞退。

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

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 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

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 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 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

王安石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

前期主要学习杜 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 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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