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的诗词.有谁知道关于赞扬清廉的诗词，古代现代
收藏此文 2020-12-15 19:13:58 | 整理：综合试卷网 | 本文TAG：历史 语言 包拯 | 阅读:
要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冕---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 《过零丁洋》---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周敦颐---竹子的外型特征 禾本科，竹亚科，用途、特征、习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冕---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 《过零丁洋》---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周敦颐---
竹子的外型特征
禾本科，竹亚科，用途、特征、习性及种植方法见下： 全世界共有竹种70多属，1000多种，而中国有竹种37属，占世界竹属的50%多，竹种（含变种）500余种，约占世界竹种的42%。
而竹种分布排世界第二的日本，只有13个属，230余种，可见，中国竹种具有高度丰富多样性。
并且据调查考证，许多竹种为我国特有，其中特有竹属就有10个48个竹种。
即酸竹属（Acidosasa）7个种，悬竹属（Ampelocalamus）1个种，巴山竹属（Bashania）4个种，井冈寒竹属（Gelidocalamus）11个种，铁竹属（Ferrocalamus）2个种，薄竹属（Leptocanna）1个种，异枝竹属（Metasasa）1个种，单枝竹属（Monocladus）4个种，少穗竹属（Oligostachyum）14个种，筇竹属（Qiongzhuea）3个种。
中国竹子多样性及其利用 http://www.ebamboo.cn/news_show.php?recid=1813 最高的竹 在斯里兰卡的贝拉迪尼亚植物园里，有几株竹子其高度达30-35米，即为龙竹。
在分类学上这属于禾本科竹亚科牡竹属。
该属约30种以上，均为乔木状竹类，一般高24-30米，幼时常被白色蜡粉，地下走茎（竹鞭）粗短，杆丛生，竹梢常下垂。
节间深绿或灰绿色，长约40厘米，直径20-25厘米，锯下一节就能制成一个不算大小的水桶。
巨大的竹杆可作建筑用材和引水管。
本属大部分种类产于亚洲东南部、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地，也常见栽培。
中国约有10多种，分布于西南部和南部。
1999年5月1日在昆明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展出了世界最高的巨龙竹，它高达40米，竹竿粗30多厘米。
竹类（Bambusoideae）属禾本科，竹亚科，由于它枝叶秀丽，幽雅别致，四季常青，在庭园中广为应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
（一）形态特征及种类 竹是多年生木质化植物，具地上茎（竹杆）和地下茎（竹鞭）。
竹杆常为圆筒形，极少为四角形，由节间和节连接而成，节间常中空，少数实心，节由箨环和杆环构成。
每节上分枝。
叶有两种，一为茎生叶，俗称箨叶；另一为营养叶，披针形，大小随品种而异。
竹花由鳞被、雄蕊和雌蕊组成。
果实多为颖果。
竹类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为营养生长阶段，一旦开花结实后全部株丛即枯死而完成一个生活周期。
竹类植物根据地下茎的生长情况可分为三种生态型，即单轴散生型、合轴丛生型、复轴混合型。
竹类的种类繁多，我国有500余种，大多可供庭园观赏。
常见栽培观赏竹有：散生型的紫竹（Phyllostachysnigra）、毛竹（Ph.pubescens）、刚竹（Ph.uiridis）、桂竹（Ph.bambusoides）、方竹（Chimonobam-busaquadrangularis）等，丛生型的佛肚竹（Bambusauentricosa）、孝顺竹（B.multiplex）等，混生型的箬竹（Indocalamuslatifolius）、茶杆竹（Pseu-dosasaamabilis）等。
（二）生态习性 竹类大都喜温暖湿润的气候，一般年平均温度为12C~22C，年降水量1000毫米~2000毫米。
竹子对水分的要求，高于对气温和土壤的要求，既要有充足的水分，又要排水良好。
散生竹类的适应性，强于丛生竹类。
由于散生竹类基本上是春季出笋，入冬前新竹已充分木质化，所以对干旱和寒冷等不良气候条件，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对土壤的要求也低于丛生竹和混生竹。
丛生、混生竹类地下茎入土较浅，出笋期在夏、秋，新竹当年不能充分木质化，经不起寒冷和干旱，故北方一般生长受到限制，他们对土壤的要求也高于散生竹。
（三）繁殖方法 不同类型的竹种，繁殖方法不同。
一般丛生竹的竹兜、竹枝、竹杆上的芽，都具有繁殖能力，故可采用移竹、埋蔸、埋竿、插枝等方法；而散生竹类的竹杆和枝条没有繁殖能力，只有竹蔸上的芽才能发育成竹鞭和竹子，故常采用移竹、移鞭等方法繁殖。
丛生及混生竹类的繁殖： 1.移竹法（分蔸栽植）选择生长旺盛的1~2年生竹杆，在离其杆25厘米~30厘米外围，扒开土壤，找出其杆柄，然后用利凿切断其杆柄，连蔸带土掘起，小型竹类可3~5秆成丛挖起，留2~3盘枝，从节间斜形切断，然后种植于早已挖好的穴中。
2.埋蔸、埋杆、埋节法选择强壮的竹蔸，在其上留竹杆长30厘米~40厘米，斜埋于种植穴中，覆土15厘米~20厘米。
在埋蔸时截下的竹杆，剪去各节的侧枝，仅留主枝l~2节，作为埋杆或埋节的材料。
埋时沟深20厘米~30厘米，将节上的芽向两侧，杆基部略低，梢部略高，微斜卧沟中，覆土10厘米~15厘米。
略高于地面，再盖草保湿。
为了促使各节隐芽发笋生根，可在各节上方8厘米~10厘米处，锯两个环，深达竹青部分，经处理的竹杆节部的成苗率可以提高不少。
散生竹类的繁殖： 1.带母竹繁殖选择1~2年生、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带有鲜黄竹鞭，其鞭芽饱满、竹杆较低矮、胸径不太粗的母竹，挖前要确定竹鞭走向，然后在距母竹30厘米~80厘米处截断竹鞭。
一般大型竹留来鞭30厘米~40厘米，去鞭70厘米~80厘米；中型竹留来鞭20厘米~30厘米，去鞭50厘米~60厘米。
挖时不能动摇竹杆，用利刀截去其上部，一般保留5~7档竹枝、然后栽人于预先挖好的穴中。
入土深度比母竹原来入土部分稍深3厘米~5厘米。
栽后及时浇水，覆草，开好排水沟，并设支架，以防风吹摇动根部，影响扎根。
2.移鞭繁殖选2~4年生的健壮竹鞭，在...
急！！请问有什么中国诗或诗歌,里面有很多通过许多颜色的词语表达...
辅助——aaa678811————控制————软件—一、特殊形态的“历史/现代语媒在为数颇丰的历史文学评论和研究中，语言媒介是其谈论最少以至完全被遮蔽的一个话题。
这可能跟传统的语言工具说的思维观念不无关系，因为按语言工具说的观点来看，研究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自然不如研究其思想内容和真实性更有意义；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系统的特殊复杂和不易把握，它的现代人写古或拟古的文类特征所派生的“历史/现代的语媒，使我们固有的研究方法和批评理论不免显得有些尴尬，乃至程度不同地出现某种不知所措的失语。
历史文学描写的是业已成为往事的“历史”，按照反映论的原理，当然需要采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历史化”的语言，而尤忌那种充满当下气息的“现代化”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认为只有用属于“历史化”的语言来体现历史的生活内容才算是完全忠于历史真实。
然而当我们将这个命题纳入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加以审视时，就感到它的复杂。
首先，纯粹的历史化的语言很难求得，也无法复现。
作者用以创作的素材大多来自史书，但史书并不等同于真实、完全的历史。
它所记录下来的史料性的东西，由于汉字的难写及物质条件的限制，同时也由于特权者的垄断，中国的书面文字符号系统与口头声音符号系统早就存在着严重的“文与言分家”的现象；它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语言”，而程度不等地掺入了许多“非历史”的因素。
根据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和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的看法，汉语书面文字系统早在汉武帝时代就已经“死”去了，它事实上只是当时现实口语的某些“摘要”， 并且愈后与口语的距离拉得愈大， 逐渐形成了一套僵死的书面语汇和文法模式。
其实，后者那通俗易懂的语言恰恰是当时惯常的真实用语， 而前者的连篇累牍的所谓“之乎者也”， 即使不说是出乎文人笔下生花的“加工创造”，也起码是一种僵化类型化的沿袭。
其次， 退一步说， 就算是作家在作品中真正使用“历史”的语言， 除了少数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外，能有几人看得懂、听得懂？ 须知， 语言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的媒介工具， 它是具有随历史而变的历史演变能力的。
一些符号本来是A 的名称，天长日久， 就有可能变成了准A 、拟A 甚至非A 的名称。
至于符号的磨损、错位， 蜕变为新的衍生词，那就更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 即使对今天的英国人来说， 读解起来也非易事。
一部孔子的《论语》， 没有一定的古汉语的知识，要看下去恐怕还真有点吃力哩。
如果我们的历史文学作家为了求得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而依此如法炮制， 将这类语言兜售给读者，那么人们只好干瞪眼。
雨果在谈到艺术创作不能摹仿绝对自然时曾以高乃依的《熙德》为例打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
他说： 我们假设一个主张绝对摹仿自然的人，当他看到《熙德》的演出时一定会问： “ 怎么？ 《熙德》的人物说话也用诗！ 用诗说话是不自然的。
”“那么，你要他怎么说呢？”“要用散文。
”“好， 就用散文。
”过一会， 他又要问了：“怎么，《熙德》的人物讲的是法国话！ ”“那么该讲什么话呢？”“自然要求剧中人讲本国语言， 只能讲他的西班牙语。
”“那我们就会一点也听不懂了， 不过， 还是依你的。
”你以为挑剔就会了吗？ 不，西班牙语还没有讲上十句， 他又会站起来并且质问这位在台上说话的熙德是不是真正的熙德本人……①这里，可笑悖谬的推论实际上也就揭示了历史文学语言非“历史化”不可的悖谬和不近情理。
如此说来， 历史文学语言媒介是否就采用纯粹的现代白话，与其它现代题材的语言形态没有任何区别呢？ 恐怕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道理很简单， 现代语言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它的语义、语感、语态、语势、语规毕竟是今天时代而不是过去历史的产物， 并与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在内的现代生活内容相适的。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思维和交流的一种符号系统， 它原本就具有用来指称被反映客体对象的功能。
语言符号虽不是客体本身，但它从终极意义上说毕竟是“现实的抽象化”（巴甫洛夫语）， 是意义的载体； 而意义则是客体的反映， 是客体的观念表现形式， 所以，它同客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正因为语言具有如上的特点， 尤其是具有符号、意义和指称的三元关系， 是三元一体的统一的特点，故而作家在进行历史文学创作时， 为使符号携带的信息能传递历史客体对象的意义， 成为意义存在的感性物质形式，那就不能使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媒介，特别是那些惟有今天生活内容才有的、具有特定价值指向意义的语言媒介。
如“路线斗争”“阶级分析”“信息反馈”“功能向量”“租赁经营”“重新就业”等等。
这样的语言媒介之所以不能用，乃是因为作为一种信号输送给读者或观众， 它的鲜明而确定的指向性， 只能触动人们将它们和现代生活内容直接挂钩联系，从而在审美心理上一点也引不起应有的历史感， 造成符号和意义、指称的截然分离。
人们常常批评的历史文学的“现代化”倾向， 从语言符号角度看，其理即此。
据有篇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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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跟传统的语言工具说的思维观念不无关系，因为按语言工具说的观点来看，研究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自然不如研究其思想内容和真实性更有意义；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历史文学语言媒介系统的特殊复杂和不易把握，它的现代人写古或拟古的文类特征所派生的“历史/现代的语媒，使我们固有的研究方法和批评理论不免显得有些尴尬，乃至程度不同地出现某种不知所措的失语。
历史文学描写的是业已成为往事的“历史”，按照反映论的原理，当然需要采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历史化”的语言，而尤忌那种充满当下气息的“现代化”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认为只有用属于“历史化”的语言来体现历史的生活内容才算是完全忠于历史真实。
然而当我们将这个命题纳入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加以审视时，就感到它的复杂。
首先，纯粹的历史化的语言很难求得，也无法复现。
作者用以创作的素材大多来自史书，但史书并不等同于真实、完全的历史。
它所记录下来的史料性的东西，由于汉字的难写及物质条件的限制，同时也由于特权者的垄断，中国的书面文字符号系统与口头声音符号系统早就存在着严重的“文与言分家”的现象；它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历史语言”，而程度不等地掺入了许多“非历史”的因素。
根据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和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的看法，汉语书面文字系统早在汉武帝时代就已经“死”去了，它事实上只是当时现实口语的某些“摘要”， 并且愈后与口语的距离拉得愈大， 逐渐形成了一套僵死的书面语汇和文法模式。
其实，后者那通俗易懂的语言恰恰是当时惯常的真实用语， 而前者的连篇累牍的所谓“之乎者也”， 即使不说是出乎文人笔下生花的“加工创造”，也起码是一种僵化类型化的沿袭。
其次， 退一步说， 就算是作家在作品中真正使用“历史”的语言， 除了少数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外，能有几人看得懂、听得懂？ 须知， 语言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的媒介工具， 它是具有随历史而变的历史演变能力的。
一些符号本来是A 的名称，天长日久， 就有可能变成了准A 、拟A 甚至非A 的名称。
至于符号的磨损、错位， 蜕变为新的衍生词，那就更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 即使对今天的英国人来说， 读解起来也非易事。
一部孔子的《论语》， 没有一定的古汉语的知识，要看下去恐怕还真有点吃力哩。
如果我们的历史文学作家为了求得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真实而依此如法炮制， 将这类语言兜售给读者，那么人们只好干瞪眼。
雨果在谈到艺术创作不能摹仿绝对自然时曾以高乃依的《熙德》为例打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
他说： 我们假设一个主张绝对摹仿自然的人，当他看到《熙德》的演出时一定会问： “ 怎么？ 《熙德》的人物说话也用诗！ 用诗说话是不自然的。
”“那么，你要他怎么说呢？”“要用散文。
”“好， 就用散文。
”过一会， 他又要问了：“怎么，《熙德》的人物讲的是法国话！ ”“那么该讲什么话呢？”“自然要求剧中人讲本国语言， 只能讲他的西班牙语。
”“那我们就会一点也听不懂了， 不过， 还是依你的。
”你以为挑剔就会了吗？ 不，西班牙语还没有讲上十句， 他又会站起来并且质问这位在台上说话的熙德是不是真正的熙德本人……①这里，可笑悖谬的推论实际上也就揭示了历史文学语言非“历史化”不可的悖谬和不近情理。
如此说来， 历史文学语言媒介是否就采用纯粹的现代白话，与其它现代题材的语言形态没有任何区别呢？ 恐怕也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道理很简单， 现代语言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它的语义、语感、语态、语势、语规毕竟是今天时代而不是过去历史的产物， 并与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在内的现代生活内容相适的。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思维和交流的一种符号系统， 它原本就具有用来指称被反映客体对象的功能。
语言符号虽不是客体本身，但它从终极意义上说毕竟是“现实的抽象化”（巴甫洛夫语）， 是意义的载体； 而意义则是客体的反映， 是客体的观念表现形式， 所以，它同客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正因为语言具有如上的特点， 尤其是具有符号、意义和指称的三元关系， 是三元一体的统一的特点，故而作家在进行历史文学创作时， 为使符号携带的信息能传递历史客体对象的意义， 成为意义存在的感性物质形式，那就不能使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媒介，特别是那些惟有今天生活内容才有的、具有特定价值指向意义的语言媒介。
如“路线斗争”“阶级分析”“信息反馈”“功能向量”“租赁经营”“重新就业”等等。
这样的语言媒介之所以不能用，乃是因为作为一种信号输送给读者或观众， 它的鲜明而确定的指向性， 只能触动人们将它们和现代生活内容直接挂钩联系，从而在审美心理上一点也引不起应有的历史感， 造成符号和意义、指称的截然分离。
人们常常批评的历史文学的“现代化”倾向， 从语言符号角度看，其理即此。
据有篇评论文章介...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
包拯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
“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
报国尽忠，临政无阿。
杲杲清名，万古不磨。
”这世代流传的诗句表达了人民对包拯的赞美。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府合肥（今肥东县）人。
包拯后来说他“生于草茅”，指的是他降临在今肥东县一农家。
但其父包令仪考中进士做了知县后不久，便把家迁到合肥城内。
包拯少时在城内香花墩读书，他28岁中进士，因孝义居家陪侍父母十年后出仕。
曾先后知天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县、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他当过的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使他有了“包待制”、“包龙图”的雅称。
老百姓更喜欢直呼“包公”。
包拯平生整治吏治、注重生产、巩固国防、举贤任能、为民请命，颇有政绩，是我国历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
《宋史》第316卷《包拯传》中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
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
拯开正门，使得进前陈曲直，吏不敢欺。
”又说：“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会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
包拯做过许多有益于百姓平民的好事，“不爱乌纱只爱民”，赢得了世人的敬仰。
宋代以来，关于包拯的口碑、话本小说、戏剧曲艺乃至当代的电影电视就演义了许许多多他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故事，演义的结果，使包公的形象更丰满，甚至神化、传奇化。
包公“包青天”成了人们寄托、祈望的理想人物。
对包拯形象的塑造和传扬始于其身前。
而源于宋代的话本并红火于元代的包公戏，自明清到近世，不断发展，推陈出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包拯在“京官”开封府尹任上不到一年半光景，描写这一时期他断案的故事无疑是最精彩的华章，传播之广，渲染之烈，溶进了人们炽热的“包公情”。
现存18种元代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无名氏的《包待制陈州粜米》、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明清又诞生20种。
明代《元曲选》100种里包公戏占10种；打开《京剧剧目初探》，可以查到34出包公戏，《金丸记》、《桃花记》、《胭脂记》、《珍珠记》、《双钉案》、《正朝阳》、《铡美案》、《赤桑镇》、《铡包勉》、《砸銮驾》、《打龙袍》等保留剧目历久不衰。
1993~1995年，长达236集的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陆和台、港、澳、东南亚及欧美华人社会。
舞台上的包公形象依“铁面无私”渐渐有了“定规”，即“相貂”（帽翅加长的宰相帽）、“黑满”（乌黑浓密的飘胸长须）、黑蟒（袍）、厚底（靴）且额头上长着“月牙”，这月牙儿有“上昭日月”的含义，黑脸（铁面）包公一出场，就明显有别于其他人物。
包公升堂断案过程中一般都有两样道具。
其一为独角兽。
传说中断案的神物，“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就用角去顶坏人”。
包拯公案上置有独角兽，以示“曲直明鉴”。
其二为三口铜铡。
龙头铡斩皇亲国戚，虎头铡斩贪官污吏，狗头铡斩市井刁民。
历史上的包拯当然没有传说或舞台上的包公那般神奇。
他既有政职、军职，亦有文职，甚至有闲职，还做过谏官。
包拯能流芳百世，恐怕主要在于他的刚直清廉，高风亮节。
稍举几例： 智审牛舌案。
包拯于宋景？四年（1037年）任天长知县。
某天某农户前来报案，自家耕牛被人将舌头割掉了眼看将死。
包拯让他回去先把牛杀了吃，过几天再来。
谁想几天后那农户来时案子已破了。
原来包拯“等贼上门”，当时屠宰耕牛是犯罪的，那贼人来告发农户，却自投罗网。
不持一砚归。
端州（今广东肇庆）出名砚。
历任官府征贡品时，都要假朝廷之名多搜刮几倍乃至几十倍以中饱私囊。
包拯从端州离任时，却不带走一方砚。
航船途中发现一门生私携了一方砚台，包拯大怒，立命掷于江中，方才继续赶路。
今肇庆仍有包拯“投砚处”、“洗砚池”景。
疏浚惠民河。
包拯主持开封府时，城池汛期吃紧而城内蔡河河道边常被有权势的官僚占去砌盖楼房水榭，阻滞了水流。
包拯即令限时拆除，对过限不拆的“大人物”则开名单上报朝廷请求降他们的罪。
这样一来果然灵验，蔡河经整治疏竣后水畅其流，百姓称之为“惠民河”。
关心民疾苦。
包拯担任御使期间对西北边防多有良策。
如他提出将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平时耕作，战时打仗，以减轻徭赋，扩大兵源。
他上书缓征500万石江淮地区的稻谷，“请支义仓米赈给百姓”，以解灾民燃眉之急。
任人当唯贤。
包拯晚年做台谏时，积极向朝廷举荐贤才，同时弹劾那些贪赃妄为之徒。
掌管全国财政物资大权的三司使张尧佐，是仁宗皇帝的宠妃张美人的伯父，声名狼藉。
包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弹劾到底，终于使得张尧佐等人丢了官。
不为亲者讳。
“廉者，民之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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