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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历史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甘肃东南部惟一的回族聚居区,但回族聚居区的形成,主要还是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年)陕甘两省回民反清斗争失败后,清政府把被迫投降的官兵安置到张家川后,形成了回族聚居区。张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甘肃东南部惟一的回族聚居区,但回族聚居区的形成,主要还是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年)陕甘两省回民反清斗争失败后,清政府把被迫投降的官兵安置到张家川后,形成了回族聚居区。

张家川从元明开始,已有少量回族居住。依据一些零星史料推断,其一部分是1225年成吉思汗在结束第一次西征时,将被征服国家的“回回”群众编成卫军、亲军、“探马赤军”等,协助蒙古军队作战。或派遣到各地驻防,或在中国的西北部屯兵垦田,日久便散居各地,这些人在内地有的经商、有的从事各种小手工业。其中有一批“回回”便进入张家川定居屯垦。据《元史》记载,元朝因多次移军屯田和军队的不断转移,众多的“回回”军散布西北各地,他们就地驻扎屯垦,亦兵亦农,垦田备战,后因军队编入民籍,成为民户,与当地汉族联姻结亲,有一部分定居生活在张家川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第二部分是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成祖朱隶对海外边远诸国招徕怀柔,使西域贡使、商人由新疆吐鲁番、哈密等地进入河西走廊直至关中,岁岁不绝,且有留居中国的,不仅经商,还定居为农。张家川位居关陇交通过往要道,是农商具茂的地方,一部分商人在经商往来中留居,使张家川逐渐形成了回汉民族杂居的情况。到清代中期,由于一部分回族后裔,先后以投亲靠友、经商开店、做皮毛生意等方式,选择有回民居住的村落和集镇定居,境内汉多回少,有“汉七回三”之说,当时,境内大部分为荒山大林,耕地少、居民稀。群众多以一姓一族为聚居处,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村庄,回族人数约占当时总人口的1/4。主要分布在境内东关、西关、上磨、刘堡、梁山一带。

张家川形成回族聚居区的主要原因是,清穆宗同治年间(1862—1874年)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失败后,清政府把被迫投降的官兵安置到甘肃清水、秦安两县境内的张家川镇、恭门镇、龙山镇、胡川、刘堡、平安、张棉驿、川王、连五、梁山、阎家等15个乡镇。他们大多利用已逃亡或迁徙汉民所遗留的村庄或屋舍居住,被安置在张家川的降清回民军共有三部分:一是李得仓部。李得仓在宁夏固原肖河城降清后,其所部“南八营”官兵及群众,共有9.62万人,被安置在张家川的有3.1万人,他们有张家川本地人、礼县盐官人、秦安莲花城人、陕西固关人、陕西巩昌人、甘谷人等。二是崔伟部。清政府将在西宁之役失败后被迫投降的崔伟部,即陕西风翔籍回民军和眷属共1万余人,安插在清水、秦安两县境内的恭门镇、张川镇、龙山镇。他们是陕西凤翔“三十六坊”人、陕西麟游、渭南人、华亭神峪河人、灵台人、陕西澄城人。三是毕大才部。毕大才西宁兵败投降后,被安置在张家川地区的官兵及眷属共有3280人,他们多为泾阳、三原、蓝田人,集中在今连五乡境内。至此,张家川地区的民族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以前的汉民多回民少变为回民多汉民少的回族聚居区。此后,陆续又有回族后裔、亲戚因逃荒或经商留居张家川镇、龙山镇、胡川乡、木河乡一带。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有河南的张、马、丁、白等姓皮毛商20多户连同眷属迁到张家川定居,还有因逃荒、经商留居到张家川的外地回族群众。共同形成了一个以张家川镇为中心,人数较多,面积较大的回族聚居区。

清政府把这几部分回族群众安置到张家川地区后,便计口授田,督其耕种,由官府出资配给农具、耕牛、籽种。耕牛一般是三家或五家一头。同时,清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控制这些新被安插的回族群众。他们曾普遍设立十家长、百家长,由官府直接统辖。并给各户发给良民牌,以备随时检验。当地回族群众不能擅离居处,有事外出者,须经十家长、百家长许可,并由他们上报官府备案。有人擅自外出,十家长、百家长须上报稽查,并予处分;如知情不举,则重加惩处。被安插的回族群众亦不能擅自接纳外来回族群众,有要求前来定居者,即当上报官府,由官府询问后再行决定。

在贫瘠、偏僻、荒凉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息于此的张家川回汉人民靠自己的勤劳、勇敢在这块土地上顽强地生息发展了起来,他们征山治水、战天斗地,开发和建设着自己的家园。至1953年7月全县共有人口134645人,其中,回族107716人,占人口总数的80%;汉族26919人,占19.99%;其他民族10人,占0.01%。1964年5月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共有人口131762人,其中,回族89186人,占人口总数的67.7%;汉族42576人,占32.3%,与1953年相比减少了2883人。1982年后,回族人口有了较大的发展,1990年5月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县总人口数与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八年增加了39692人,增长18.49%,平均每年增加4962人。至2006年,全县共有人口321513人,其中,回族222746人,占人口总数的69.28%;汉族98767人,占人口总数的30.72%。

口承史料所知,在清同治以前张家川城有东西之分,东城住有张、苏、魏三大姓,西城住有汉族;龙山镇城内汉多回少,在洪、年、桑、李四大姓中,只有李姓才是回族。从这则史料我们分析:清同治以前张家川城的回汉民族存在戒备心理,原因是回汉民族分东西城而居,并非回汉同住一城,可见回汉民族关系因东西城分开而有隔阂。而龙山镇城内的回汉民族以杂居而处,民族关系总的形势是团结。当然,民族关系并非能用简单的事象来表述清楚,而是综合因素的表现,即民族关系的好坏是用不同的事件或因素来表现的。

历史上,张家川回汉杂居的状况由来已久,除个别时期发生过民族仇杀外,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回汉民族是和睦的。在清同治以前,张家川回汉民族彼此互相援助,解衣送食,表现了亲如兄弟般的民族关系。同治年以后,这种友好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如在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陕西固关回民千余人,因受清军和地方团练的胁迫,拔眷离境,越过关山来到张家川上磨村一带,他们向张家川东城的回族兄弟声援并请求收容,而东城内的回族人,恐怕自己卷入是非的浪潮,闭门不纳。固关回族迫不得已在上磨村附近露宿乞食。当时,上磨东山王家堡子的汉族人民,看到固关回族处于背井离乡、缺吃少住的困难境地,于是,便由汉族人王平安出面,一边慰藉固关逃出来的回族百姓,一边动员本村汉族人捐衣、捐面、捐粮油,他们给固关逃难的回族人送去了温暖。固关回族百姓非常感激王家堡的汉族人民,痛恨张家川东城回族人的绝情,于是就编了一首歌谣,来表达自己的复杂心情。这首歌谣唱道:

骑耕牛、过关山,大营扎在上磨川。张家川人太短见(指东城回族),关城门、藏米面,不如王家堡子王平安。王平安、真好汉,既送油、又送面,大牛拴在门外边。由你吃,由你站(住宿),同甘共苦度患难。

从这首歌谣所反映的事实看,当时固关回族百姓入甘是迫不得已,主要原因是为了逃避战乱,张家川东城回族人不收纳固关回族人是怕自己受株连,而王家堡的汉族对固关回族的关心,尤其从生活上给予接济是出于同情和怜悯。这样所形成的回汉民族关系是和睦的、友好的,这样的回汉民族能在生活上彼此给予帮助,他们所形成的回汉民族关系对今天都有影响。

清同治三年,李德仓率众揭竿而起,反抗清朝统治。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调集大军扑向张家川城,张家川城附近和固关的回族被迫集结于城内,他们积极准备应战。当时的统帅李朝顺(后被李德仓所替代)为了阻挠民族仇杀,他不但不主张应战,而且让张家川城内的汉族百姓出城,以免他们遭到涂炭,城内回族响应他的主张放出汉族百姓。这种回汉民族本无宿怨的举措,挽救了张家川城内汉族百姓的性命,同时避免了一场破城后的无谓牺牲。

当时,在李德仓领导的回族反清起义军队伍中,军营中表现出回汉民族团结的局面,因为许多汉族人民也加入了起义军营,他们与回族一道反抗清朝的血腥统治。据史料记载:“静宁州回目李德仓,盐官回目何士秀率静宁南北及盐官营十万人投诚……张瑞珍按册稽点,实得九万六千二百余人,其中汉民被胁从者三万一千五百余人,遣散回籍。其无归者尚千余人,今在潇何城以北至盐茶、豫旺城一路垦种荒田。”〔1〕(140)从这则史料分析,在李德仓率领的回民起义军中,至少有3万多人为汉族人,汉族人占起义军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绝不是用胁迫手段所能达到的。这说明,李德仓在长达7年的反清斗争中,很重视自己军队中的民族关系,他注重回汉民族的团结,故此,他的军队中回汉民族精诚团结以抗清。这种回汉民族并肩战斗的历史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另据口承史料,李德仓回到张家川后,附近庄浪县万家沟门有1户汉族人,他把自己的亲生儿子过继给李德仓当嗣子,因此,附近秦安、庄浪的汉族和张家川内部一带的汉族人,每年阴历正月十三都要给李德仓过生日,汉族人自发组织社火队,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到张家川给李德仓贺寿。由于阴历正月十三是另一回民起义人物马化龙遇难的日子,张家川的回族在此日要举行悼念活动,一喜一悲的日子不协调,汉族人就把李德仓的贺寿日改为正月十四日了。这又说明,李德仓在反清起义过程中和返回张家川以后,与当地回汉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在民国时期,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是团结和睦。值得称道的是,1916年,当龙山镇的回族人修建西清真大寺时,本镇的汉族人王殿垿无偿捐赠125棵椿树和楸树作为建筑材料。等到龙山镇清真寺修建完工后,回族人将王殿垿和他儿子王右箴的名字刻在了奠基石上,每逢“圣纪”和“尔麦里”时,回族人均请他们参加活动。1924年,龙山镇修建西街小学时,在群众捐助白洋1 500元中,王殿垿1人就捐助白洋500元。人们用捐钱购买2亩地皮作校址,修建15间教室、12间职工宿舍,做了55套课桌,才解决了龙山镇回汉儿童的上学问题,同时也解决了附近大阳乡、陇城镇、连五乡、四方乡的回汉儿童入学难问题〔2〕(170)。1929年,国民党某军旅长刘兆祥,派密探了解土匪在张家川的活动,当时在龙山镇西大街马六十九处装成乞丐讨饭,非但未讨到饭,不巧被马雇佣的厨师马世司将一勺面汤泼在来人的脸上,假扮者将此事告给刘旅长,刘旅长立即抓走马六十九,并从马堡抓去回民60余人。刘旅长准备在龙山镇开会借机屠杀回民,此时,王殿垿的儿子王右箴挺身而出。王右箴赶到龙山西大寺,他劝说阿訇张鸿宝去求情救人,但是阿訇胆小怕事不敢去,王右箴经过再三劝说,阿訇才与李成林等人一同去求情。王右箴还劝说刘旅长,抢人的土匪是外地人,龙山镇的回民绝大多数是安分守己的,他以全家几十口人的性命作担保,同时讲述龙山镇一带回汉团结的事情,刘旅长因为有王右箴的担保而放了回族群众。从此以后,龙山镇回汉将此事传为佳话。

再有,民国时期的马元章、马元超兄弟,他们被当地回汉人称作马大善人、马三善人。原因是,他们能够很好地团结回汉民族。例如,马元章为了缓和因历史上清代的回汉分裂而产生的积怨,他不但揭穿左宗棠“以回制回”的阴谋,消除积怨,而且还主动交结有声望的汉族人士,如张广建、刘尔炘、安维峻等人。他还常常对教民讲“没有回汉的团结,就不可能复兴教门”等话语,每逢宣化岗有“尔麦里”时,凡来朝拜的汉族,他都要亲自出迎,并吩咐侍者以上等筵席招待,汉族人回家时送双份油香。在张家川刘堡、王堡、榆树、连柯等地居住的汉族群众,经常去参加活动,并念叨说“大善人对待我们如对待亲戚”〔3〕(168)。

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在张家川临近的庄浪县韩店一带,汉族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民国初年,韩店村韩某被张家川杜家村回民米某偷去一头耕牛,韩某追至米家,米拒不承认,韩某上告到张家川镇官府,官吏怕引起矛盾而不予理睬,韩某无奈上宣化岗找马元章,元章亲自接待并问明事由,马元章茶膳招待韩某,并赐银百两,让韩某回家买两头耕牛,耕田种地。韩某回到村庄后,把马元章解决这件事的方法广为宣传,当地汉族赞不绝口,称马元章也是汉族人的大善人。时至今日,这些地方的汉族人还念念不忘马元章的恩情。

民国3年( 1914年),河南农民起义军白朗部由陕入甘,经过张家川。由于马元超坐镇运筹,他指派代表出面接待白朗部队,使白朗军顺利通过张家川,张家川的回汉群众未受骚扰。民国15年后,陇南地区的社会因受河湟事件的影响,回汉民族互相猜疑,彼此防范,原来安定和谐的回汉民族关系一时趋于紧张。马元超不但从教内竭力疏导,而且他还向汉族群众积极解释,说明张家川回汉民族向来是团结的,并无宿怨,并从中调和回汉民族关系,从而使张家川回汉民族感情趋于融洽,地方得以安定。民国 18年 (1929年),陕甘两省发生饥荒,张家川是重灾区,马元超拿出道堂的存粮,不分回汉民族,一律救赈,他施药贷谷,张家川的回汉民族均受惠至深。在马元超去世后,刘堡一带的汉族群众前来送葬,悼念马元超,从此他被回汉群众称为“三善人”〔4〕。 民国22年( 1934年),陕甘两省官吏、乡绅(以回汉民族为主),以及哲合忍耶各坊清真寺、教民慷慨捐款,在宣化岗山脚下的交叉路口修建碑坊,给马元章、马元超兄弟树碑立传,名为“神道碑”。张家川回汉群众共同悼念马元章、马元超兄弟的活动被一时传为佳话。

另外,这个时期的回汉民族关系在教育方面也表现出团结局面。如蔡金贵(汉族)在晚年兴办私塾四处(东义学、西义学、王堡义学、刘堡义学),他的这种举措给回汉儿童上学提供了方便;高攀桂(汉族)在自己家中兴办私学,自己担任教师,教学生学习四书五经;马定荣(回族)、李福荣(回族)也同时兴办学校,这些行动都令张家川回汉民族所敬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历史上的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有如下认识:1.回汉民族交往的密切性。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和通婚、民族居住等方面,历史上张家川的回汉民族交往都比较频繁和密切。而且,随张家川回汉民族的不断交往,他们交往的密切程度会随社会的变迁有所提高。2.回汉民族关系内容的复杂性。在历史上,张家川回汉民族关系的内容表现在除物质方面的往来以外,还会有意识形态的交往,如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等,而且这种交往媒介已经影响了当今的民族关系。当然,深层次的宗教信仰也会影响到特定时期的民族关系。3.回汉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在张家川,由于汉民族的文化较为发达,回族的传统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因此回族受汉文化影响下的民族趋同点在增多。虽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会加快回汉民族的文化交往,但是,回汉民族的文化差异性会始终存在,正是这些回汉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存在,才会导致回汉民族误解和矛盾的发生。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回汉民族之间的误解和矛盾,那么这种误解和矛盾进而会发展成民族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民族冲突。4.回汉民族关系存在的长期性。民族是一种人类现象,民族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特别是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张家川回汉民族的发展程度就不可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更何况回汉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故此,民族存在的长期性便决定了回汉民族关系存在的长期性。5.回汉民族关系地位的重要性。张家川地处陇东南,又是甘肃省东大门的重镇,回汉民族是否团结,会直接影响到局部地区的安定,加之张家川是两省五县(甘肃省的清水、秦安、庄浪、华亭四县,陕西省的陇县)的交界地带,回汉民族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安定。

于右任咏张家川诗

于右任赋诗咏张家川

振臂一呼此启疆,河山耕牧势犹强。

早时骑射雄西北,今日威仪视帝王。

万户蒸腾风又雨,一川填咽海还桑。

天荒地变真闲事,金碧参差宣化岗。

于右任(1879年—1964年),是陕西三原(今泾阳县)人。曾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兼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长等职。1949年11月,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

于右任于1906年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了辛亥革命等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的革命斗争,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爱国诗人、著名的书法家。正如他的诗句自况:“名儒名将兼名士。”国内文学界曾给予他极高评价

于右任在戎马倥偬之余,写下了大量慷慨高昂的诗篇。他关怀天下忧乐、感慨国家兴亡之情俱见于诗章。他的诗歌内容丰富,思想进步,感情真挚,风格豪迈奔放,语言流畅典雅,艺术成就很高。

《张家川》这首七律诗是于右任先生于1922年6月离开陕西、翻越关山、绕道去上海,途经张家川时所作。于右任1918年冬至1922年受孙中山之命,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同北洋军阀作战。1922年夏,由于形势不利,靖国军兵败岐山,部队解体。失去武装的于右任决定离开陕西,赴上海与孙中山研究重振革命大业。途经张家川时,因他与马元章早年相识,便顺路参观了宣化岗。有感于宣化岗的“金碧参差”,欣然挥笔写下了《张家川》这首激情澎湃的诗篇。当时作者虽处于败亡途中,但全篇诗中不见一点消沉、颓唐之气,却充满了豪放之大气,足见诗人旷达的胸怀与革命家的风范。全诗称赞宣化岗的辉煌和马元章的雄才大略,发出“天荒地变真闲事”的感叹,从中可见他重振旗鼓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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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山”的诗词有哪些?

1、《关山路三首》

年代: 宋 作者: 孔武仲

朝来晴色颇鲜妍,最爱群峰雪皓然。

驻马折梅看皎洁,临流照景弄潺湲。

2、《关山月》

年代: 南北朝 作者: 徐陵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

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映疏勒,云陈上祈连。

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3、《关山曲二首》

年代: 唐 作者: 马戴

金甲耀兜鍪,黄云拂紫骝。

叛羌旗下戳,陷壁夜中收。

霜霰戎衣月,关河碛气秋。

箭疮殊未合,更遣击兰州

火发龙山北,中宵易左贤。

勒兵临汉水,惊雁散胡天。

木落防河急,军孤受敌偏。

犹闻汉皇怒,按剑待开边。

4、《度关山》

年代: 唐 作者: 郑锡

象弭插文犀,鱼肠莹鸊鹈。水声分陇咽,马色度关迷。

晓幕胡沙惨,危烽汉月低。仍闻数骑将,更欲出辽西。

5、《江城子·行云冉冉度关山》

年代: 元 作者: 元好问

行云冉冉度关山。别时难。见时难。怅望南风,早晚送云还。心事情缘千万劫,无计解,玉连环。夕阳人影小楼间。曲阑干。晚风寒。料得而今,前后望归鞍。寂寞梨花枝上雨,人不见,与谁弹。

国庆节西安周边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一 市内景点 钟楼:位于西安市中心,建于明1384年,高36米,外部重檐3层,但内部仅上下两层,是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一个巨大的钟被装置在楼上原用于报警报时。鼓楼:位于西安市西大街距钟楼不到1公里,建于1380年明洪武13年,高33米,一个巨大的鼓被装置在楼上,当夜降临时人们击鼓以报时间,它和钟楼被认为是姐妹楼,在其上敲钟击鼓,被称为“晨钟暮鼓”。大雁塔:(国家AAAA景区)位于南郊大慈恩寺内,是我国佛教名塔之一,创建于唐652年,唐代高僧玄奘自印度归来带回大量梵文经典和佛像舍利,为了供奉和贮藏,经玄奘上表请求建造此塔。其特点是砖结构体现出木结构的斗拱风格。乘车路线:乘21路、22路、24路、601路、610路市区公交线路车及501、503中巴交通线路车可到达。小雁塔:位于西安城南1公里处的荐福寺内,建于唐707年,共15层,约45米高,据传为当时宫人捐钱,兴建的佛塔。乘车路线:乘46路、29路、21路、204路市区公交线路车及508路、707路中巴交通线路车可到达。明城墙:(国家AAAA景区)明代城墙是在唐皇城旧城基础上扩建起来,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周长约13.7公里,整个墙体高大宏伟,环绕在现今西安市中心区周围,是古都西安的标志性建筑,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堡。碑林:(国家AAAA景区)位于西安三学街孔庙旧址,碑林现收藏从汉到清的各代碑石3000余件,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乘车路线:乘14路、402路、309路、239路市区公交线路车及512路、704路、710路中巴交通线路车可到达。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家AAAA景区)位于大雁塔西北1公里处,是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博物馆,馆内珍藏了陕西出土的文物精品11.3万件(组),展现出自115万年前至公元1840年的历史,其馆藏是全国之最。乘车路线:乘610路、521路、27路市区公交线路车及701路、827路中巴交通线路车可到达。西安半坡博物馆:位于西安以东的产河和灞河之间,是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于仰韶文化,1958年建立,是我国第一座遗址性博物馆。乘车路线:乘401路、433路、406路、301路、11路、233路、42路市区公交线路车及507路、511路中巴交通线路车可到达。大清真寺:位于西安北院门化觉巷内,是西安六万多穆斯林过宗教生活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建筑最早,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清真寺之一.乘车路线:市中心钟楼下车向西徒步5分钟可到达。秦阿房宫:位于西安市西郊4公里处,展现当年秦阿房宫雄伟的建筑,是秦阿房宫遗址兴建的艺术再现。乘车路线:乘521路、604路、302路、901路市区公交线路车可到达。兴庆宫公园:位于西安市中心城外东南处,兴庆宫是唐玄宗李隆基修建的宫殿,属唐长安三大宫殿之一,兴庆宫公园是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公园,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公园。乘车路线:乘7路、8路、27路、43路、28路、228路市区公交线路车可到达。秦始皇陵、秦兵马俑(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位于临潼城东约5公里处的骊山北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陵(含兵马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兵马俑是始皇陵的从葬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约1公里半处,发现于1974年,规模宏大,场面威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代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乘车路线:火车站东侧乘306路旅游专线车可到达。华清池(国家AAAA级旅游点):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南依骊山,北临渭水,距西安30公里。是唐代华清宫殿再现,优越的地理位置,旖旎的山水风光使其备受历代帝王垂青。如今,已成为闻名中外的游览沐浴胜地。乘车路线:火车站东侧乘306路旅游专线车可到达。临潼博物馆:位于临潼县城东侧,是一座以陈列该县出土文物为主的地方性博物馆,收藏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代文物共1万余件,其中有从唐庆山寺遗址出土的金棺银尊、释迦如来舍利宝帐等。乘车路线:火车站东侧乘306路旅游专线车可到达。骊山森林公园(国家AAAA景区):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城南,距西安市东约25公里。是秦岭北侧的一个支脉,东西绵延20余公里,最高海拔1256米。相传这里曾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西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也发生于此。这里风景秀丽,其中“骊山晚照”系长安八景之一。乘车路线::火车站东侧乘306路旅游专线车可到达。鸿门宴旧址:位于临潼县新丰镇鸿门堡村,是骊山风景中最北的旅游点。南依骊山,北临渭河,地处潼关通长安之要道, 相传,著名典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发生在这里。乘车路线::火车站东侧乘306路旅游专线车可到达。黄巢堡森林公园:地处西安市霸桥区洪庆山上,与临潼、蓝田相邻,属骊山支脉。景区内山水俱佳、风景秀丽,匆匆翠竹、郁郁松柏使人心旷神怡。乘车路线:乘213路、231路、507路至洪庆下车。二 短途旅行1 东线辋川溶洞:位于蓝田县城东南10多公里处。洞内有许多顶天立地的钟乳石柱,钟乳石瀑,石笋等,参观溶洞既能欣赏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又能对岩溶地貌的发育过程有感性认识。乘车路线:三府湾或金花路乘高速车至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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