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发生的大事

1978年中国大事记

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邓小平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邓小平发表“北方谈话”

“北方谈话”是相对于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邓小平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

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0.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蒙古-0.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

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邓小平、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1978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1、知青返乡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次使的中央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

2、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3、安徽凤阳点燃“星星之火”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 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自强不息的小岗人创造出了“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小岗精神。

4、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

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每天19:00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直播，同时各省级卫视进行转播。播出时长20分钟，给各个新闻影片加了配音。 并且启用了新的片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

5、中美确认建交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它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_1978年

叶剑英参加过的战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新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主持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对台九条方针（史称“叶九条”，即“一国两制”构想的最初来源）

从政治、军事、外交、统战、情报、经济、教育、法制建设、文学等综合方面考量。

叶帅生平主要职务：

叶帅人生的第一桶金应该是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的经历，在此期间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声望，为他日后成为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奠定了基础。有个别军盲说叶帅一生没带过兵，没打过仗，显然是胡说八道。恰恰是他刚开始带兵打仗的时候，我党都还没有成立，林帅徐帅罗帅等人都还在家读书，设计师还在法国工厂打工勤工俭学。若是一个人完全没带过兵、打过仗，没有一定的军事阅历，如何能当全军的总参谋长，应该去当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才是，众所周知各级参谋部都设在各级指挥部，主持司令部日常工作，负责收集分析军事情报，提供军事建议，制定战役计划等工作，都是为军事指挥服务的，而不是政治思想工作，完全不懂军事者，没有军事专业素质，如何能胜任。刘帅和叶帅能当参谋总长，在总部运筹帷幄，参与指挥全局。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就有过硬的军事专业素质，上过军事学校，在援闽驱桂、两次东征、北伐战争中，也直接带过兵打过仗，率部参与指挥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攻打惠州、淡水、河源、石龙、南昌等一系列战役，已有丰富的军事阅历和实践经验。百度百科里边只是简要介绍，内容并不详细。从《叶剑英军事文选》看其早期成长经历，还带过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等部队。也是从基层军官一步步升上来的，不是天生就当总长的。红军和八路军时期参与大仗比较少，但解放战争前，我军大多都是进行游击战，以保存实力和发展部队为主，战争规模还没北伐战争大。

我军发起大规模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主要还是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抗战爆发后，叶帅主要协助毛、周、朱等领导在总部研究战略决策方向的问题，协助指挥全国战场形势的发展。的确是我军最好的军师，是毛在政治军事上最贴心的“谋臣”，历次出奇谋挽救危局，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坐镇中枢，运筹帷幄，摇羽毛扇，他的确不是军功卓著却下场悲惨的韩信，也不是有勇无谋的樊哙，但说他是本朝的张良、诸葛也不为过。周总则无疑是萧何丞相。叶帅在少年时期就熟读史籍，兵书，博古通今，又跟武秀才出身的父亲学过武术，后来又上过军校，留过洋，日趋成熟，可以说是智勇双全，文韬武略。在张黄事变及广州起义中就充分显示出其非凡的智谋韬略，连用了“声东击西、挑拨离间、调虎离山、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等计，最后还运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全身而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机会来了也是抓不住的，历史上很多人都因错过了天赐良机而遗憾，叶帅的成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能一次次抓住机会，判断大方向把握大局，跟他扎实的文武基础和出众的组织管理能力是分不开的。

叶帅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任职有：

援闽粤军见习参谋、见习教官（训练炮兵作战），建国粤军第一师独立营排长、炮兵上尉连长（师长邓仲元、营长邓演达），建国粤军第一师工兵营副营长（师长邓仲元、营长邓演达），孙中山大总统随员、军官教导团教官、江防舰队护航第二营营长，海军陆战队营长（陈炯明叛变时，率宝璧舰前往广州护卫孙中山，得到中山先生的赏识），驻香山县香洲独立营营长( 香山县是中山先生的老家)，建国粤军第二军第八旅参谋长（旅长张民达），建国粤军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兼新编团团长（参与创建黄埔军校，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兼军事教官，主要讲授兵器学和战役学，在军校认识了生死之交周恩来和聂荣臻两位好友）、协助蒋校长率黄埔学生军参加东征先后兼任教导二团团长（李默庵等众多黄埔学生在该团），党军第一军第一支队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师第二团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师副师长（师长钱大钧），参加北伐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军长何应钦）、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新编第二师师长，通电反蒋后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军长黄琪翔），广州起义副总指挥 (总指挥叶挺)，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副总司令。

以上是叶帅当红军总参谋长前的经历。

叶帅早期在广东亲手创建且直接掌握比较久的部队应该是在中山先生老家创建的香洲独立营，后加入一些黄埔师生扩编成新编团，东征时改称党军第一军第一支队，进入蒋赖以起家的嫡系第一军系列，随后又改番号为第二团，最后主要扩编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师了，钱大钧当师长时，叶是第二十师副师长，参加过两次东征。后来三 河坝战役中，钱大钧带着去三河坝围攻南昌起义朱德所部的估计就是这支部队。

红军时期：

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闽赣军区司令员、苏维埃首都瑞金卫戍区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到福建后任中央苏区东南战区总指挥、福建军区司令员兼十九军军长等职。长征出发之初，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后曾任三军团参谋长、前敌总指挥参谋长、过草地先遣司令。到达陕北后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红军东征山西总指挥部参谋长兼中路军总指挥。

八路军时期：

1937-1941年曾任八路军参谋长、驻武汉长江局常委兼军事指挥部参谋长、驻重庆南方局常委兼军事组组长等职，1941年皖南事变后，只留下周总等人在重庆协调工作，叶回到延安后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八路军参谋长，做毛的全职军师，出谋划策，提出一手对付国军，一手对付日军，坚持两手都要抓，并通过军事间谍传来的情报，挫败了西北国军企图袭击延安的计划。这一期间的工作，深得毛的赞许，经常称叶帅为我们的“叶参座”，否则之前没人敢用国军中的“军座、师座、参座”等叫法称呼首长。在总部协助朱毛指挥对日作战，酝酿战略反攻，期间军委经总参谋部下发的军事命令，都是签署毛、朱、周、王、叶的大名。谋划了全面反攻，收复失地，1945年参与商讨进军东北等战略决策。

解放战争时期：

任军委副总长兼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协助毛参与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运筹帷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包括总参谋部在内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三分之二以上在这里，归后委管辖），兼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北平解放后，任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率部南下广东：

主持制定了广东战役（赣州会议）和海南岛战役（广州会议）的军事计划以及华南地区、中南地区的土改及剿匪计划。

受命率军南下广东后担任南中国军政一把手，曾任军政职务多达32个，主要有：

首任广州市委书记、市长、政协主席，首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省长）、广东省政协主席、广东财经委员会主任、华南垦殖局局长，华南分局第一书记（辖两广及海南，第二书记是张云逸），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辖今两广及海南），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广东军政大学校长，南方大学校长等职。

1952年起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南局代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等职。1952年7月，中南军区领导机关移驻广州市，将华南军区番号撤销，其领导机关并入中南军区机关，后改称广州军区。现称南部战区。

返回中央后：

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党的中央副主席（常委），军委的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1-1975年），兼任继彭帅和林帅之后的第三任国防部长（1975-1979年），继少奇和朱总之后的第三任全国人大委员长（1978-1983年,自少奇之后，没有再设国家的主席，因此此时的委员长就是国家元首的象征，1983年后才恢复国家的主席这一职务），同时也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曾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武装力量监察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期间主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海陆空三军联合军事大演习—辽东半岛军事演习，晚年主持军委指挥了西沙海战。

1978年时谁是中国最高领导？？

担任职务上是华国锋。期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另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

人物介绍：

华国锋（ 1921年2月16日-2008年8月20日），原名苏铸，字成九，山西交城人，因革命工作需要，改名为华国锋。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同志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扩展资料

华国锋在1978年时担任的职务：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让人民永远瞻仰毛主席遗容；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经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追认)，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80年9月，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又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87年11月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继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担任的职务：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8月18日，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7年8月19日，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3月6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8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邓小平一生中担任的职务概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华国锋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从1976年开始华国锋职务虽一降再降却一直保留何职

1978年叶剑英的直属部队番号

你好，朋友

网上不能询问、讨论跟透漏：部队番号、编制、制度、地址、装备、人员、电话、演习、学习和培训内容、试验等军事信息的。

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军事泄密。

叶剑英元帅的主要贡献？

叶帅被授予元帅的资格有哪些？

资历：早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国共合作时期曾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并任教授部副主任兼军事教官，为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参与了援闽驱桂、两次东征、北伐战争等，策应南昌起义、领导广州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长期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并在七大时当选中央委员。

当时级别：军委副主席（1954年）、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

当时职务：1952开始评衔时期，主要担任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中南局代书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代表性：长期主管和建设总参谋部，是人民军队参谋事业的奠基者，人民军队参谋部的最佳代表人物，也是武装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军事情报机关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主要贡献：策应南昌起义，领导广州起义（保护军官教导团和促成警卫团的扩编，使之成为起义的主要力量，任起义军副总指挥），在苏区肃反时期挽救保护了一批军事干部，长征路上三救毛主席，挽救了党和红军，长期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毛指挥全局战争，是全军的总军师，在统战、外交、情报等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兼管总参情报部门领导李克农、潘汉年等在军事谍报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并通过过去旧军队中的关系策反了一批国军将领，长期兼任军校校长（红军学校、华北军政大学、广东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也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为我军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率军南下后领导解放广东和海南岛的战役。

何谓军功和战功？

军功：顾名思义，所有和军事行动有关联的功劳，都属于军功，包括战斗、训练、执勤、科研、策反、后勤、通信、医疗、宣传等等。凡是为军队建设作出的贡献，都可以视为军功，包括指挥作战、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培养军事人才、建设根据地、军事谍报工作、后勤保障等一切为军事斗争服务的工作。

战功：所有由战役战斗的结果直接产生的功劳，即属于战功。军功和战功，是纲和目的关系。军功是总纲，而战功只是军功里最重要的一目。可以把战功说成军功，但军功却不单单等同于战功。军功涵盖的范围更广，但军功里除直接战功之外的功劳，往往又依附于战功而存在。

叶帅的军功和战功何在？

军功显赫：除了指挥战斗外，比如策应南昌起义，提供情报，劝阻张发奎放弃追击，保护军官教导团都是军功。建设和管理总参谋部，兼任军校校长培养军事人才，领导军事情报机关从事谍报工作，参与策反敌方高级将领等也是军功。担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兼十九军军长期间，组建和扩大红军队伍，领导建设和巩固闽西革命根据地也是军功。

战功也不小：领导广州起义，指挥起义部队作战是战功。担任总参谋长，在战争期间，根据军事情报分析敌情，提供军事建议，根据军委的决定，主持总参谋部制定相关作战计划，协助毛主席指挥一系列重大战役也是战功。领导解放广东和海南岛战役，主持制定广东战役（赣州会议）和海南岛战役（广州会议）的军事计划是战功。

简答题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背景：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邓小平同叶剑英等人从1978年五月开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用：这场讨论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的转折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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