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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为什么最终没有给肃顺写感谢信



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愦者。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与恭王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不就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在他身

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愦者。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与恭王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不就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势孤力单。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痨病,万一有不幸,肃顺岂是恭王的对手!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翼,是不是心怀叵测?想到这里,曾国藩心中冒出一丝恐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样的大事,还是以谨慎为好。曾国藩停止磨墨,将纸收到抽屉里。他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今后即使真的上谕来了,也只能按规矩办事,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

归根结底就是曾国藩觉得肃顺有做权臣的趋势,应该及时和其划分界限~

清曾国藩勉君子应立志全文及翻译

曾文正公家书之“勉君子应立志”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馀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馀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馀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於行间。然必欲找舘外出,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静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於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所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馀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後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知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馀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以,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已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屍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玆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馀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馀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馀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名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馀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白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馀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玆抄二页,付回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偿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馀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进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夥,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馀,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舘,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山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鋻,亦锁解刑部治罪。

进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

兄国藩手具 十月二十六日

注释

彭山屺:湖南衡阳人,曾国藩好友,湘军幕僚,曾任水师粮台主管。

数奇Ji:命运不好。古代占卜以偶为吉,奇为凶。

梗化:顽固不服从教化。

蛮夷猾夏:外族侵扰中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犴宄,……”——尚书舜典

否Pi闭:闭塞不通。“如此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通,上下否闭,万事乖失。”

固:原本,原来。

莅:管理、统治。

条目有八:《大学》精要“三纲八目”。三纲: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成为南宋后理学家的基本纲领。

物:动词,意为观察。“物土方,议远迩。”

立齐坐尸:出自《礼记曲礼》“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齐,通“斋”。立如齐,站姿要像斋戒时那样恭敬。坐尸,古时祭祀时,臣下或晚辈坐于堂上象征死者神灵,代替死者接受祭祀。坐如尸,坐姿要像坐尸于堂般的端正。

下学上达: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学习平凡普通的知识,从而领悟高深的深层次道理。

吴竹如:吴廷栋(1793-1873),字彦甫,安徽霍山人,儒学家,死后诏褒其廉静自持,赐恤如例。

倭艮峰:倭仁(1804-1871),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晚清理学家,死后赠太保,谥文端,著《倭文端公遗书》。

冯树堂:冯作槐,字树堂,解元,湘军幕僚。

镜海先生:唐鉴(1778-1861),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义理学派巨擎,谥确慎公。

瑟:庄重严谨

僩xian:勇敢威武,胸襟开阔的样子。

窦兰泉:窦垿(1804-1865),字于坫,号兰泉,主攻经济治世之学,云南人。

邵蕙西:邵懿辰(1810-1862),字欧垣,号蕙西,浙江仁和(杭州)人,经学家,文宗“桐城派”。

何子贞: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州人,晚清诗人、画家、书法家,擅长草书

汲汲:心情急切,努力追求。“汲汲于富贵”

遑:闲暇。

贽:初次拜见尊长所送礼物。“贽见”、“贽敬”

汤家:或指汤鹏(1800-1844),字海秋,生于湖南益阳,为人刚直,痛恨名利、谄媚之徒。

易莲舫:或为曾国藩好友何莲舫。何械(1816-1872),字廉访、莲舫,进士,性情豪放,诗有奇气,颇得曾国藩器重。

业已:业以。已经。

牛鉴:牛鉴(1785-1858),字镜堂,号雪樵,甘肃武威人,任河南巡抚时,整顿吏治,抗洪治河,政绩卓著;任两江总督时,参与签订《南京条约》,落下千古骂名。

勉励:做君子须先立志

十月二十一日接到九弟从长沙发出来的信件,里面有六页途中写的日记,外用草药一包。二十二日收到九月初二寄出来的家信,很高心也很宽慰。

自从九弟离开北京后,我没有一天不担心的,实在是担心路上变故多端,情况难以预料。等到看了来信,果然不出我所料。千辛万苦,总算到家了。实在是幸运!姓郑的路途陪伴靠不住,我早就想到了。郁滋堂这么好,我实在是太感谢了。在长沙的时候,没说起过彭山屺,为什么?又给祖母买了皮袄,太好太好了,可以弥补我的过错了。

看四弟的来信写的很详细,信里充满了发奋自励的志向。然而一定要出去找学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说家塾离家太近,容易又妨碍,不如到外面去比较清静。然而到外面去读书,则没什么妨碍;如果出去教书,妨碍其实比家里更多。如果能发奋自立,在家塾也能读书,即便在清旷的郊野,热闹的地方都能读书,砍柴喂猪,也都可读书;如果不能发奋自立,不但家塾不适宜读书,在清静的乡野、神仙的清静之所也读不成书。何必挑地方?何必挑时候?但自问是不是真的立下了志向?

六弟老是抱怨自己命不好,我也是深表同情。然而小小的科举不顺就发牢骚,我私下里也鄙视他没什么志气,而且抱负也不大。君子立下的志向,有视百姓为同胞、慷慨相助的胸襟,有自身修德宣扬王道的功业,这样才不辜负父母生养,不愧是立于天地间的完美君子。所以君子的忧虑是,担心自己学不好舜帝学不好周公,担心自己品德不够高尚,学业不够精进。因此担忧没有教育开化的百姓顽固不服从教化,担忧外族侵扰中国,担忧小人得志闭塞贤良人才的晋升,担忧老百姓抱怨自己得不到关怀,所谓悲天悯人,这就是君子的忧虑。而自己个人的委屈,家中老小的饥饱,世俗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原本就没时间想这些。六弟科举不顺就自以为命不好,我私下里鄙视他没什么大抱负。

人不读书则已,既然读了书且自命为读书人的,就应按《大学》的要求去做。《大学》的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都是读书人份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了书不能联系自身,说这三件事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么读书又有何用呢?就算能写好文章诗词,自命博学儒雅,也只能算是个识字的养猪人!这种人岂能称之为是明理有用的人?朝廷开科取士,也以为读书人能代圣贤发表言论,一定可以懂得圣贤的道理,做符合圣贤之道的事情,如此才能当官管理百姓,整饬自身而表率下属。如果把明德、新民当作分外事,就算能写好文章好诗词,而对于修己治人的道理根本茫然无知的话,朝廷用这种人作官,跟用喂猪人做官又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既然自命为读书人,那么《大学》的纲领,都是自己非常重要的行为准则。其中条目有八项,在我看来,其中最为要紧的地方,就只有二条而已:格物、诚意。

格物,就是获求知识的过程;诚意,就是身体力行的事情。什么是物?即是所谓的事物的来龙去脉。身体、心态、意念、知识、家庭国家、天下事都是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用常行的事都是物。所谓格,即是观察并探究事物的原理。比如对父母尽孝要定期探望,这是物;探究之所谓要定期探望的道理,就是格物。追随兄长并辅佐他,也是物;探究之所以要追随兄长的道理,就是格物。我的心,是物;探究自己的存心之理(心灵修养),就要勤奋学习不断检查反省自己的道德涵养来提升心灵修养,就是格物。我的身体,也是物;研究敬身之理(体态仪容),就要注意学习立如齐坐如尸来规范仪态,这就是格物。每天所读的书,每句话都是物;贴合自己的考究,努力钻研其中奥妙就是格物。这些就是获求知识的过程。所谓诚意,就是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身体力行,这就是认真踏实的态度。懂一条道理便以此行事,便是身体力行的事情。格物与诚意并进,就能通过学习从而领悟高深的道理。

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功夫挺深的,一事一物,都要穷究他的道理。倭艮峰先生(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则诚意功夫极严,每天都有日记,像一天之中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有记载。用正楷书写,三个月就合订一本。自乙未年(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起,至今已有三十本。律己“慎独”之严格,只要非分的念头稍微一动,必然能马上克制纠正,并记录下来。所以读他的日记,句句都是关乎自身的必不可少的良药。现在将倭艮峰先生的日记抄三篇寄回来,给弟弟们读读。我从十月初一起也学习倭艮峰先生,每天的一念一事,都写日记记下来,以便看过后能克制纠正,也用楷书写。冯树堂和我同一天开始记录,也有日记本。冯树堂非常虚心,像对兄长似的爱我,像对师长似的敬我,将来肯定有出息。我一直以来都有坚持不下去的毛病,从现在写日记开始,就能坚持终身有恒心了。在名师益友们帮助鞭策下,只能进步不能退步了。本来想抄我的日记给弟弟们读,因为今天镜海先生来了,要将本子带回去,故来不及抄写。十一月有邮差来,一定抄几页带回去。

我的益友,比如倭艮峰冷静威严,令人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的尽善尽美,一言一事,必要做得最好。吴子序、邵蕙西的经学,深思明辨。何子贞谈书法,其精妙之处,与我无一不合,他谈诗我尤其爱听。子贞很喜欢我的诗,故而我自十月以来已作诗十八首。现抄上两页,寄回来给弟弟们读。冯树堂、陈岱云立下志向,全心全意去追求,亦是良友。镜海先生,我虽然从没拜其为师,然而心里早已师从了。

我每次写信给弟弟们,不知不觉就写了很多,猜想弟弟们或许厌烦看不下去了。然而弟弟们如果有一封长信给我,我实在是很开心,如获至宝。大家各有各的性情罢了。

我自从十月初一起写日记,总是想改过自新。想到以前跟郑小珊有点矛盾,实在是一时来气,不近人情,就想亲自登门道歉。正好初九郑小珊来拜寿,当天夜里我就到郑小珊家里谈了很久。十三日跟陈岱云一起,请郑小珊吃了顿饭。从此欢笑如初,尽释前嫌了。

金竺虔去任知县,先住在郑小珊家里,喉咙痛了一个多月,现在都好了。李笔峰还住在汤鹏家里。易莲舫要出门就馆了,现在也非常用功,也把倭艮峰作为了学习榜样。同乡李石梧已经升任陕西巡抚。两大将军都抓到北京来治罪,拟了斩监候。英国蛮夷的事情,已经谈和了。赔了两千一百万两白银,又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现在英国蛮夷都退兵了。两江总督牛鉴,也压到刑部治罪了。

近来的事情大体上就是这样。以后再写信联系。

兄曾国藩手书 十月二十六日

盐商们为什么要感谢曾国藩

1 曾国藩是怎么对待盐商的?

在整顿盐务陋规方面,曾国藩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因为盐商们通过国家授予的专利权获利极丰,所以地方官场上对盐商们的剥削也极重。几乎每个衙门都想从盐商身上捞点钱,只要没有来源的支出,最后差不多都算到盐商们头上。

与各地一样,两江地区财政的重要支柱,也是盐规。根据两淮运司王凤生的统计,道光十年,两淮盐商负担的法定税额(即两淮纲盐正课)为二十一万七千两。但这只是盐商们负担的一小部。除了正税外,他们每年要负担两江地区的养廉银、兵饷,以及“水脚”、“部饭”等办公经费三十三万两,这算是国家的正项开销。此外,还有普济、育婴、书院、义学、务本堂、孝廉堂等地方公益事业,需要他们贡献二十余万两。这些还都不是大头,各衙门公费及盐政运司以下之书役、辛工、纸饭及“乏商月折”等项,需要他们负担八十万两之巨。为了向盐商们要钱,官员们想尽花招。如漕运总督、河道总督、巡抚各衙门,从未有缉捕犒赏等款,而各处仍以此名义每年向盐商征收开销三四千两。

过于巨大的“陋规”导致盐商们几乎赚不到什么钱,经营盐业的积极性大减,从而加剧了两淮盐务的衰败。从同治三年起,曾国藩着手大力整顿两淮盐务。他替盐商们计算成本、明确了正税及各种附加税的税额,保证他们有钱可赚。曾国藩说:“收课科则必须核定以昭信守。”为此他规定:例收的每引报部正课银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外办经费银四钱,仓谷一分,河费一分,盐捕营一分,无可减免,仍照旧额征收。而团练、坝工、缉费、号项等不急之款,则一概删除。至于从盐商身上所出的招商局费银、都营赏犒银、驳船、江船、商伙、辛工、栈租等处费银以及皖岸报效银等等数目,都要固定下来,不得任意多收。书役人等也不准再需索分文,滥收者一经查出或商人禀明,给以严惩。这一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两淮盐业的重新兴旺。

从整体上看,江南地区的减赋政策对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的恢复功不可没。十余年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都是清军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要战场。尤其是江南这从前最富庶的地方,遭受的破坏尤其严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之句,完全适用于两江。有外国人记述当时观察到的苏州一带情形:“沿途所历各村,每三四处,必有一完全焚毁者;亦有三村相连,外二村未动,而其中一村仅余焦土者。”过去,南京到苏州一带,“皆富饶殷实,沿运河十八里,廛舍栉比,人民熙熙攘攘,往来不绝”,现在,则“房舍、桥梁,尽被拆毁,十八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绝迹。自此至无锡,沿途如沙漠,荒凉万里”。曾国藩当湘军围金陵时就曾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感叹:“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见炊烟。”

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的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的痕迹。同时,官员们的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的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让步政策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经济迅速恢复,让步政策功不可没。西方传教士目睹了太平天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情况,卫三畏写道:“1865年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其被破坏的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恢复的速度——居民不仅恢复了旧业,而且重建了住所,整顿了贸易——甚至使那些一贯诋毁他们的人也感到吃惊,并转而赞誉很被人瞧不起的中国文化所显示出的复兴活力”。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经过瓜州,看到港口兴旺的景象:“荒江寂寞之滨,今则廛市楼阁,千墙林立矣”,回忆起十年前经过瓜州时残破的情景,唏嘘不已。

2 曾国藩有没有从盐票中获利?

如果曾国藩在生前对家人生产稍作安排,让他们在自己身后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绝不是什么难事。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就成了很多人发家的机会。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当时社会上因盐务发家者为数不少。据“草堰场大盐商周扶九事略”,江西富商周扶九原本为贫民,在长沙某绸布号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愿以盐票抵偿,而店主回信不愿。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 “家资万千”的盐商,先后在扬州、上海经商,积银多达四千五百万两。

(《大清盐商》剧照)

近人王伯恭《蜷庐随笔·何廉昉先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

(何廉昉先生)罢官后,贫乏不能自存。……故为曾相国之门人,曾每解橐助之。金陵克后,李合肥更赠以盐票二百纸,遂居扬州为商人,成巨富。

然而,曾家一张盐票也没有。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按曾文正公当时的权势,自己或家人化些字号、名号,领一二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曾国藩故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念及旧情及乡谊,以三百金赠之,并写信告诉家中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对于曾国藩的清俭之节,虽然他自己不事张扬,但身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并没有夸大。

作者:张宏杰)

盐商们为什么要感谢曾国藩

一、李鸿章虽然也掌兵权,但是没有像曾国藩那样拥有颠覆朝廷的实力。这种实力不只体现在军事力量上,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不论是名望还是威势都一时无两,而李鸿章从未具备这种条件

二、曾国藩以圣人君子自框,为官清正,不屑于耍权术手段,而李鸿章是八面玲珑的人物自然会通过贿赂当权者身边的近侍等方法来自保。

三、曾国藩处事坚持一个“挺”字,处处透着刚强,李鸿章则是左右逢源,见机而行,有时甚至流于油嘴滑舌,使诈放赖。所以即使就性格来看,也是曾国藩对于清廷的威胁较大。

曾国藩的功过

历史人物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的问题上的分歧更显得突出。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增屠户”、“卖国贼”的徽号;曾国藩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然而也有人说他倡“就地正法之制”,兴“抽离聚敛”之风,“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之所以出现这些片面的评价,很大原因是人们以自己的眼光去评价曾国藩,而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曾国藩的立场。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他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 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

“同治中兴”局面中,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是否比前人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是评价历史人物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在学术道德文章方面,曾国藩有很高的造诣,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这些成就有没有超越前人?哪此方面超越前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所以,只有对以上三个关键性问题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对在这个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的争议人物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辨别。

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个事件一个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不同的色彩,在处于不同时代的后人眼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曾国藩。

下面,按照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进行活动的顺序,分析曾国藩在一下几个重大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

一、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过

言罪者说: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所以,曾国藩罪莫大焉。

言功者则说:“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应当肯定。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

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

我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1)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

(2)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1865年,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

(3)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4)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

(5)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曾有人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可见曾国藩在后人心中的地位。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 惰 字致败. 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 惰 字致败. 以勤治惰,以勤治庸,不管是修身自

曾国藩说这段话的意思是勤奋非常重要。从古到今全世界那些平庸的人,都是因为懒惰而导致失败的。所以,不管是自我修炼,还是治理国家,都要勤奋。用勤奋来克服懒惰,用勤奋来甩掉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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