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芙诗词 关于下棋的古诗

1，《约客》宋代 赵师秀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译文：梅子黄时，家家都被笼罩在雨中，长满青草的池塘边上，传来阵阵蛙声。时间已过午夜，已约请好的客人还没有来，我无聊地轻轻敲着棋子，震落了点油灯时灯芯结出的疙瘩。

2，《南歌子·疏雨池塘见》宋代 贺铸

易醉扶头酒，难逢敌手棋。日长偏与睡相宜，睡起芭蕉叶上自题诗。

译文：喝扶头酒很容易让人醉，可下棋时却难逢对手。这长长的白日，用来睡觉是最合适的了。我睡醒后，一个人在芭蕉叶子上百无聊赖地写着诗。

3，《池上二绝》唐代 白居易

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

译文：两个僧人坐着下围棋，竹树树阴遮盖了棋盘。再无他人能在竹林外见到他们，人们在竹林外的话可以听到两位僧人微小的落子声。

4，《梦中作》宋代 欧阳修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思家。

译文：下了一局棋，竟发现世上已经换了人间，也不知过去多少年了；借酒浇愁酒已尽，更无法排遣浓浓的思乡情。

5，《齐安郡晚秋》 唐代 杜牧

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

译文：残灯暗淡的雨夜，一起下棋的友人已经散去，酒醒后孤枕难眠，又看到北雁南飞。当年英雄豪杰争雄的赤壁还在，而如今只有我这样的蓑翁在此垂钓。

有关诗词创作的几个新理论

有关诗词创作的几个新理论

（一）场域论

数年前蔡世平等人提出要强化当代诗词的文学性，曾少立等人则进一步提出，要树立当代诗词的文学本位，这一观点在2016年进一步演变为场域论。

曾少立认为，任何一种文学，都必须对各生活场域具备全覆盖至少是主覆盖的写作能力，否则其文学地位便不成立。古代诗词对田园、山林、市井、宫廷、官衙、边塞、行役等所有场域是全覆盖的，都有大量的作品。

现代出现了许多新场域，最主要的如城市（与古代市井有质的区别）、工矿、校园、职事等。

而当代诗词的题材目前却固步自封，极少进入这些新场域。诗词界许多人认为这些场域是白话文学的擅场，应该由白话文学去写作，诗词没有必要进入。

这种回避行为，实质上等于在内心承认诗词只是一种古典艺术，而非当代文学。因此曾少立认为，首先要在观念上树立诗词的文学本位，当代诗词是当代文学之一种，而不是什么古典艺术。

在题材上“百无禁忌”，进入所有的场域，正是当代诗词的文学属性的体现，也是诗词这一文体力保自己文学地位的一场抗争。

（二）精英写作与平民写作

传统派一直将自己定位为精英写作。刘梦芙在“丙申冬日瘦西湖消寒诗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诗词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文化、小众文化”，同行的另一位诗人钟锦则表示“我同意梦芙先生的精英论调”。

徐晋如也在多次讲座和访谈中表达过基本相同的观点。在2016年广州“‘雅韵山河’诗词研讨会”上，西南科技大学青年学者周于飞的论文《网络旧体诗词创作的三体并峙格局初探》中也提到：“‘守正体’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精英写作的态度，是对中国主流诗词创作的回归。”

从文章来看，她所说的“守正体”正是当下的传统派。毫无疑问，古代的诗词作者几乎都是士大夫，是绝对的精英写作。

而到了现代，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以后，诗词作者散布于各行业，早已平民化了。于是出现了平民写作的声音。曾峥（独孤食肉兽）在《我的创作道路》（见2016年6月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中说“我以城市平民自甘……在诗旨上去精英化”。

曾少立也在一些文章中表达了平民写作的观点。2016年的一篇网文曾这样分类：“徐晋如、留社是精英写作中的保守派，实验体是精英写作中的创新派。赵缺是平民写作中的保守派，李子、食肉兽是平民写作中的创新派。”

不论这种分类是否合理，至少说明平民写作与精英写作这两种观念在2016年已经在诗词界公之于众了。在两种写作观念的背后，意味着价值取向、题材选择、语言风格的一系列重大差异。

在1999年这个前网络时代的最后一年，新诗界曾发生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著名的盘峰论战，从那以后民间写作才大规模流行起来。

随着诗词写作者的进一步平民化，写作群体的平民身份与诗词自古以来的精英传统之间，必然产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其最后的走向尚未可知。

（三）诗词的小说化

许多年以前，湖南诗人伍锡学就提出了“微型小说词”的概念。2016年第4期曾发表姚泉名文章《将叙事进行到底 ——伍锡学“微型小说词”的叙事性之刍议》。

曾少立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也提出“把诗词写得像小说和电影”，后来基于其“诗词的文学本位论”，进一步提出了诗词可以像小说一样在生活基础之上虚构人物和情节的观点，以及“我诗”、“非我诗”和“大诗”等概念。

所谓“我诗”，即作者的见闻思想所成之诗，这正是传统的诗词作法。所谓“非我诗”即如小说一般的虚构之诗。所谓“大诗”，即由许多首诗词构成的中、长篇的诗体小说，各首诗词相当于一个小说片断，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相照应，共同推进情节的发展。

这当中人物可以有年龄、身份、性格、品行的变化，也可以有各种矛盾冲突和各种人物关系。

王功权的诗词作品

王功权“一个商人，半个文人”。曾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执行董事、万通国际董事长；原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高级合伙人；原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目前任北京青普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青普（Tsingpu）取自藏语 ，有“原初”之意，由著名企业家、投资家王功权先生发起，于2015年正式成立，以「回到原初」为理念， 追求绝景之美、同道之真， 新知之善 。是中国领先的人文度假生活方式提供商。

我是青普，藏语里也叫原初

我站在你心的原初

命的原初

灵魂的原初处 等你

我是你个性自由的归途

是你心灵清修的坛城

是你开放温美性情的家园

是你智慧文化的盛宴

我是你浪漫生命的行馆

我陪伴你回到原初

我是你面前 你心里 你梦中

一 直 时隐时现的路

我 是 青 普

当代诗词大家有哪些？

当代诗词大家有霍松林、叶嘉莹、厉声教、刘征、李汝伦、林从龙、钟振振等。以下为人物简介：

霍松林：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书法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叶嘉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厉声教：著名外交家、国际法学家、文史学家、南京大学-0.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南京大学客座教授、清代诗坛泰斗厉鹗的七世孙。

刘征：著名语言教育家、作家、《中华诗词》主编、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李汝伦：作家、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当代诗词》主编。

林从龙：文学编辑、诗人、中华诗词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诗词月刊》顾问。

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顾问。

请问当代诗词高手有哪些？

刘梦芙 陈永正 熊东敖 熊盛元 孔凡章 钟振振 魏新河 毛谷风 王冀奇

还有很多网络高手 卢青山 段晓松 等 不一一列举

兄台定是爱诗之人，可否留QQ以便交流请教？

83613654 不过我的QQ不常用

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诗词创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话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学界的争鸣之外，官方或半官方的举措无疑也备受关注：其一是2010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向旧体诗词敞开了大门，其二是2011年北京隆重举行了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大会，这是继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过去的两年中接连发生的这两个文学事件是意味深长的，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如果说鲁奖接纳了旧体诗词意味着以中国作协为龙头的中国当代文学界已经承认了旧体诗词的历史和现实地位，那么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则象征着中国政府已经把旧体诗词研究纳入了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整体文化战略之中，因为中华诗词研究院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它将与中华诗词学会一道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两翼齐飞。

所以，在新世纪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我觉得再在旧体诗词及其研究的所谓合法性上展开论争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了，因为旧体诗词将肯定不会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继续缺席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了。我们当然不必像陈独秀当年在致胡适的信中那样绝对化地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任何讨论之余地”，但确实“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因为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在做扎实沉稳的旧体诗词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了，这从近年来黄山书社和巴蜀书社陆续推出的“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等大型丛书的编印中不难窥见端倪。而且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新老不同代际的学者，无论他们是以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业，也不论他们的文化立场和学术立场存在着何种内部分歧，但在致力于旧体诗词研究这一点上，大家算是走到一起来了。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的旧体诗词研究已经越过了纷纷攘攘的争鸣阶段，而转入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品格的研究。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创作成就？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困扰着新文学界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如何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很多学者至今坚持现代文学30年的成就在当代文学60年的成就之上，而在当代文学60年中，后30年的成就又在前30年的成就之上，这几乎可以说达成共识了，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是没有，但比较弱势罢了。那么，“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历史成就该如何评价，如果沿用新文学界的百年评价是否合适？我个人觉得有必要借用新文学界的评价角度，但结论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必须承认，现代旧体诗词30年的成就在当代旧体诗词60年的成就之上，那个时代不仅新文学名家荟萃，在旧体诗词坛坫里同样高手如林，而且在新文学家中也盛产旧体诗词作手，旧体诗词不仅没有从现代文学的历史中退场，相反逐步在新文学界回潮，犹如闻一多所谓“勒马回缰写旧诗”的新文学家数不胜数，这在抗战军兴中达到了高潮，旧体诗词在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中不仅重现了生机，而且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这只要翻看一下陈汉平倾力编注的80万字的《抗战诗史》就不难窥斑见豹了。

然而，在这里我主要想谈的还是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评价问题。众所周知，时下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习惯于把当代文学60年划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属于革命年代，后一个30年属于改革年代，革命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表面上看起来并不繁荣，但实际上取得了令后人瞩目的成就，而改革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则相反，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掩饰不住内在的虚浮、匮乏与危机。这个整体判断似乎正与新文学界对于当代文学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判断相龃龉。谓予不信，不妨做一番简短的历史检视。在革命年代里，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红色经典小说大流行，新诗界则以郭小川和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最受欢迎，同时代的其他主流新诗人如今大都被当代文学史所遗忘，可见历史确实是残酷的选择。之所以革命年代的绝大多数主流新诗人及其诗作被时间所淘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的学者们在这些诗人及其诗作中无法开掘出具有文学史和文学经典意义的话语空间。“礼失而求诸野”，学者们只能到革命年代里的“地下写作”或“潜在写作”中去探寻“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他们找到了食指，找到了“白洋淀诗群三剑客”(多多、芒克和根子)，找到了昌耀，然而即令如此，仍然掩饰不住那个年代里新诗坛的落寞与黯淡。我以为，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学术时刻，是到了我们把文学史视野放开的时候了。如果不局限于新诗，而是把旧体诗词也纳入到整体的诗歌史考察范围，我们将会发现，革命年代的诗歌史无疑是辉煌璀璨的，一大批当代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将被我们重新发掘出来，这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包括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考古学事件，其意义绝对不可以低估！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那个政治风暴频仍、尤其是到了“十年浩劫”的灾难岁月里，我们的旧体诗词却迸发出了让同时代的新诗汗颜的诗歌力量。仅以地域而论，岭南诗坛的陈寅恪、冼玉清、黄咏雩、朱庸斋、詹安泰、李汝伦、张采庵等，京津诗坛的张伯驹、寇梦碧、俞平伯、钱锺书、张中行、郭风惠、陈宗枢、邓拓、李锐、巩绍英、黄万里、江婴等，皖苏沪诗坛的汪东、胡小石、洪漱崖、冒效鲁、陈声聪、潘伯鹰、周炼霞、陈小翠、张珍怀、丁宁、曹大铁、徐定戡、沈轶刘等，闽浙赣诗坛的夏承焘、吴鹭山、陈琴趣、宗远崖、许白凤、周素子、陈朗、周采泉、洪传经等，湖湘诗坛的沈祖棻、刘永济、罗密、朱雪杏等，巴蜀诗坛的曾缄、胡惠溥、吴宓、黄稚荃、许伯健等，西北诗坛的霍松林、罗元贞、胡 秋、宋剑秋、徐翼存等，齐鲁诗坛的冯沅君、黄公渚、牟宜之等，无不在艰难时世中发出了不平之鸣，其人其诗都将在当代诗史上不可磨灭。至于当时的新诗人如郭沫若、田汉、叶圣陶、老舍、茅盾、沈从文、聂绀弩、胡风、何其芳等人的晚年旧体诗词创作，笔者已在《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中做过集中的探究，其文学史和诗歌史意义同样不可抹杀，尤其是他们由新入旧的创作转变更值得珍视！

我并非一个厚古薄今之人，但在多年以来的现代性反思语境中，我确实不再相信“五四”以来所流行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论”了。新未必优于旧，历史并非直线前行，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主要依靠那个时代的文学实绩来证明，这与先后无关、与新旧无关，也与文体无关。我们不能因长期以来对旧体诗词的文体歧视而自我遮蔽了文学史考察的整体视野，而应该正视历史，对那些确实应该被历史所铭记的作家作品，无论新旧，同样秉笔直书，这才是当今学者亟需坚持的学术立场。所以，当我以同样客观的视野来考察改革年代文学创作的时候，同样不分文体新旧。我必须承认，改革30年的新文学成就肯定在旧体文学的成就之上，这主要是因为这个30年的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其成就甚至是现代小说30年所不可小觑的，其实完全可以和现代小说30年相媲美。笔者多年来一直从事当代小说研究，举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这一观点并非难事，此处就从简不赘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拿改革30年的旧体诗词与新诗相比较，其结果又当如何？这方面我显然不能苟同少数旧体诗词研究者的看法，他们彻底否定新时期30年的新诗成绩，甚至彻底否定“五四”以来整个中国新诗的成就，认为只有旧体诗词才是中国诗歌的正宗嫡传，只有旧体诗词才能代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成就，这无疑有些言过其实了。正所谓矫枉过正是我们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的思维模式，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在打倒旧文学、树立新文学时是如此，如今刘梦芙和徐晋如在否定新诗、重振旧体诗词上也是如此。事实上，百年来中国诗坛的新旧之争一直未曾断绝，二元对立、矫枉过正、你死我活的思维和立场牢牢地控制着中国诗人和学人的判断和行动。虽然我很能理解刘、徐重振“国诗”雄风的良好愿景，但文学史的理性却告诉我不能轻言轻信。在我看来，改革30年的诗坛，新诗与旧体诗词不相伯仲，各擅胜场，也各有流弊。但无论是与革命年代30年的旧体诗词相比，还是与改革年代30年的小说相比，其总体成就都不是很高。这是一个让不少旧体诗词作者和学者都感到尴尬甚至是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新诗界30年出现了北岛、顾城、海子、舒婷、翟永明的诗，虽然不如小说界中那么骄人，我想也可以过得去了，他们的存在多少可以抵消一点所谓“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等等给读者所带来的不快。旧体诗坛呢，老实说，近30年来出现的名家也不多，许多诗坛耆老虽然有幸渡过劫难活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但此时在创作上已是有心乏力，更多地是凭着惯性在写作，所谓暮年诗赋动江关者并不多见。这些诗坛耆旧的创作高峰期一般都在抗战时期或者革命年代，只有启功、杨宪益、荒芜等少数人的暮年诗作达到了新的境界。至于中青年诗词作者，虽然人数庞大，但像老辈那样卓然成家者寥寥无几。笔者曾读过岭南何永沂的《点灯集》，作者继承了聂绀弩、李汝伦等当代旧体诗词大家忧时伤怀、不拘一格的传统，堪称优秀作手。而不少中青年名家诗词，慕其名而购其书，及读之则大感失望，这让我不敢也不愿太乐观。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内，近30年来的旧体诗坛主要存在着三种弊端或病象，它们严重地制约着当代旧体诗词的发展进程。其一是“老干体”盛行。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追溯起来，“老干体”的前身是革命年代的“新台阁体”，新中国成立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群文艺界领导或者开国将帅，他们经常诗词唱和，展现了革命年代的太平风度和盛世景象。这种诗体在艺术上追求以文为诗、以赋为词，重铺排和渲染，格调华美丰瞻，但难掩骨子里的疏阔苍白。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时代的更迭，一大批离退休老同志在含饴弄孙的晚年寄情于传统诗书画，“新台阁体”遂蜕变成“老干体”，由于作者的传统文化学养和古典诗词素养与前辈相比皆有不及，甚至等而下之，故“老干体”的盛行给当代旧体诗坛的声名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其二是“新古董”泛滥。翻阅《中华诗词》等各种旧体诗词杂志，以及市面上层出不穷的旧体诗词集子，我们不难得到“新古董”泛滥成灾的恶俗印象。许多旧体诗词作者在严守古人所定格律的基础上乐此不疲地制造着种种“新古董”作品，他们在写作中完全心(内容)为形(形式)役，根本达不到古人所谓“得意忘形”、“得意忘言”的高妙境界。我并不反对今人做旧诗严守古人格律，如平水韵之类，但我反对泥古不化，在所谓拗救问题上斤斤计较，比如挑剔毛泽东诗词里出格破律的瑕疵，如果做诗做到了以律害意的地步，那就该是诗的末路了。今人做旧体诗词，在格律问题上必须要开明，要探索古今融合的新律路径，这是摆在当代旧体诗词作家和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我们不要新古董，因为新古董其实就是假古董，属于文物赝品和仿制品，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新古董的泛滥虽然在数量上庞大，但从质量上来讲，并无益于当代旧体诗词的复兴。其三是消费化严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学日益消费化，旧体诗词同样未能幸免。各种出于种种商业利益驱动的诗词大赛名目繁多，而不计其数的参赛作品更是充斥着大量的应景应制之作，商业市井气息弥漫，难觅真的诗和真的人。在当前这个新诗日益失去民众的年代里，旧体诗词可悲地充当了替代品，沦为了文学商业化的符号。这不能不促使有良知的旧体诗词作家警醒！

关于乐山大佛的诗词

1、《定风波乐山大佛歌》近现代：王引

原文：

城郭全非斧烂柯，独参宝像礼巍峨。

一夜石头齑与粉，随份，后人还有后人磨。

译文：城墙内外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独自参拜巍峨的大佛像。石头经过一夜的混杂变成了粉末，后人还会有后人继续磨。

2、《成都行 其九乐山大佛》近现代：何永沂

原文：

巍巍大佛立唐朝，孕得三苏堪一骄。

佛自慈祥山自翠，船头词客自逍遥。

译文：巍峨的大佛修建于唐朝，孕育了苏洵、苏轼、苏辙三位才子。大佛慈祥山峰翠绿，在船上的诗人非常逍遥。

3、《嘉州淩云寺谒乐山大佛》近现代：熊盛元

原文：

谁谓成功自古无，一龛高接九天隅。

云崩蜃灭三江涌，忍见苍生泪眼枯。

译文：谁说成功不是从古就有的，供奉佛像的小阁与九天相接。云崩蜃龙灭亡三江翻涌，为了天下苍生眼泪都干涸。

4、《乐山大佛》近现代：刘梦芙

原文：

孰挥郢匠斤，凿岩竟成佛。

一千数百载，世变阅飘忽。

译文：古人纯熟、高超的技艺竟然把岩石凿成了佛像。经过了千百年世事沧桑变化。

5、《乐山大佛》近现代：幻庐

原文：

芸芸人如蚁，俨俨佛如象。

属气度岷峨，闲神坐霄壤。

译文：众多的人好像蚂蚁一样，恭敬的佛像如巨象一般，气魄威震峨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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