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素大会取代诗词大会 央视诗词大会观后感

诗词大会观后感

最近，我看了一期cctv的《中国诗词大会》。主要是以用诗词答题比拼的方式来享受这场诗词狂欢的，比赛没有像其它比赛那样严肃，更多的是以轻松的心态来品味诗词。

看完了之后，我发现自己只答对了几道题而已。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引起了我对诗词的兴趣。以前背诗，只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现在才觉得诗词是那么地源远流长，原来我们有的情绪、对事物的看法，诗词里也有。中国的诗词的魅力，在于它给了人无尽的想象。或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或是“会当凌绝顶”的远大抱负，或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乡之情......

在当今生活节奏那么快的时代下，也许不必跑到深山老林里养心静气，简简单单地读一首诗或词，就能在纷扰的世界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天地。可惜的是，现在的学生宁愿抱着手机看着电脑，也不愿抽出几分钟来品味一首诗词。除了平时在语文课上背的十几首外，基本上学生没有接触到诗词多少了。你读诗，诗就会回报给你个更丰富的精神世界。

观看了《中国诗词大会》，我对诗词有了改观，慢慢地体会到了诗词的美。希望有更多人也能爱上诗词，享受诗词带来的快乐。

诗词大会观后感

最近，我看了一个 电视节目 ，叫《中华好诗词》，感受颇深。

节目中有好多能熟背3000多首诗歌的女博士 们，从她们身上充分显示了诗歌对人的影响，她们个个朴素，沉稳，特别是总决赛中的两位女博士，让我印象深刻：李冰洁，身穿白色的 旗袍 ，看起来像 弱不禁风 的林黛玉，戴着眼镜，说话时声音婉转动听，有着

薛宝钗 式的 幽默感 。 王颖 ，号称冷面杀手，不喜欢笑，但是常常把对手吓出一身冷汗。背诗时，她喜欢轻轻 踱步

，她不仅会背诗，还喜欢写诗，一上场就吐口而出一首自编的 小诗 ，既押韵又好听。正是应了古人那句老话熟背 唐诗三百首 ，不会做诗也会吟!

节目中还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的年纪虽然小，但是却能把

《长恨歌》 背的滚瓜烂熟，还能背诵好多我都没有听说过的古诗。连 范增 老师都对她很佩服，提出如果她能在3个月内将 《离骚》

和杜甫的《秋兴》到脱口而出的程度，就收她为弟子!太羡慕她了，这么小的年纪， 就能够成为范增老师的弟子，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看完这个节目，我觉得平时我背诗时还是太不熟练，真正到比赛的时候，有些背过的诗一时就想不起来了，尤其是当需要只背诵其中一句的时候，往往整篇都忘记了。以后我还要继续努力背诗，不仅要背熟，而且要理解作者，理解作者作诗的意境。

这真是一档好的节目，中华的诗词博大精深，让我们一起 遨游 在诗歌的海洋吧!

诗词大会观后感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的这首《咏梅》雍容大度，表达出梅花的美丽、积极、坚贞，不是愁而是笑，不是孤傲而是具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者的操守与傲骨。风风雨雨把冬天送走了，

漫天飞雪又把春天迎来。虽然“悬崖已结百丈尖冰”，但梅花依然傲雪俏丽竞放。同样适用于当前，在经济经济下行国际环境不利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屈服，勇敢地迎接挑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首词把我们带到了2017春节后的央视的一档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

中华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太美了，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春光无限，尤其是唐诗宋词太精典了让所有的语言都荡然失色。诗词大会集了海内外老中青少诗词爱好者，他们中有上至70岁的老者下有13岁的小学生，选手们知识面丰富，才思敏捷回答地非常精彩动人。2016年春节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开播吸引了我，在电视机前我也随选手一样在吟诗诵词，惊喜的是那些题并没有想象中难，我居然可以答对不少，仿佛也置身在(她)们之中。

这第二季，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复旦附中的00后16岁的才女武亦珠气质如兰、颜值和才华齐飞，一句句古诗词从口中如行云流水，一路过五关斩六将，面对强大的对手和台下的观众镇定自若，在第二个环节飞花令中从容打败北大博士美女陈更，成为第四场擂主，飞花令是中国古代酒令之一，实际上就是对诗词，双方所吟诗句，必须含有事先给定的主题词，见识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腹有诗书自华”小小年纪就有2000首诗词的储备量，别人是手机不离手，她是诗词不离手。

主持人董卿感叹“想不到几千年的诗词竟可以扣动00后的心弦。13岁的初一学生叶飞，擅长用文言文写作，小小年纪就有不俗的诗词积累;北大女博士陈更工科出身，却满腹文才，连续几场都是擂主，诵读诗词时总是展现自信的笑容。评委老师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北师大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教授蒙曼他们学识渊博，点评讲解引经据典、信手站来，滋润了心身，倾听诗意人生，拯救无数的手机低头族，是喜欢诗词爱好者的“男神、女神。”诗词大会诗词的盛宴，也唤起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和重视。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热播，让我们温习一下那些年学过的中国诗词如果你也喜欢诗词，多首春日诗词，立春过后，春天的脚步渐渐近了，春暖花开，烟雨朦胧。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对“春”情有独钟。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花：“红豆生南国，春来花几枝”

;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春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千古绝句万古流芳，不同意象，不同趣味，穿越历史和作者一起去品味感悟，收藏、品读。每一个时代都有人们喜欢的美好事物，我们这个时代也一样都有自己追逐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境遇诗词带给我快乐和人生的感悟，给了我力量和激情。当今电视上充斥着各种综艺明星真人秀节目，吃什么，玩什么，爸爸去那了，价值观严重扭曲，在手机成为一种依赖，传统文化被逐步遗忘的今天很高兴看到有武亦珠这样的00后依然能有着一腔热爱，把它传承下去。

人生自有诗意，始于热爱，中于勤奋，成于才华。来吧和我一起读诗词，诵诗词，喜欢诗词，坐下来好好欣赏中华文化浩瀚的诗词歌赋，一定会让我们浮躁的内心找到平静和充实，现在我也学习背诵了600多首古诗词，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与清澈，留下许多诗意的美好，在某些浮躁喧嚣的时空中用来充盈自己心灵的丰富，即使不上央视也一样喜悦，就像春风一样传承弘扬古诗词在你、我、他之中，在中华大地上。

诗词大会观后感

最近看了几期的中国诗词大会，颇有感触。这个节目不错，至少在弘扬和推广中国诗词文化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宋词和元曲、明清小说等文体一样，都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灿烂和辉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很多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背唐诗宋词，在诗歌的熏陶和陪伴下长大，也吸引很多人加入到诗词创作的队伍中。

尽管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人写诗，甚至现在写诗的人都比读诗的人都多，但是，如同大唐盛世早已成为历史一样，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文学样式，每一种文学体裁经历了辉煌之后，渐渐走向衰落，然后被另外一种体裁取代。诗歌的繁盛已经过去，不太可能出现像唐诗那样的诗歌盛世了，尽管现在有很多人写诗，但是已经写不出唐诗宋词的韵味和感觉了，读之只会让人觉得生涩干巴无味，无法吸引人读下去。好在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让千百年之后的我们读起来，仍然能感受到诗人营造的意境和表现出来的独特韵味。

中国诗词大会好多选手的水平相当不错，一些选手非常年轻，尤其是国学小才女才16岁，就这么谙熟中国古典诗词，张嘴就来，反应迅速，让人不得不佩服，真是后生可畏呀。本来我以为喜欢古典诗词的一般都是中文专业的人，至少是学文科的人吧，没想到选手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纯粹的理工科男、制造智能机器人的博士、警察、空姐、卖肉的大叔、学戏曲的人、玩游戏的小男孩，甚至几岁的孩子，而且人家对唐诗宋词那么熟悉，有些我们这些学古代文学专业的人未必能马上答出来的诗句，人家不假思索就张嘴而来，叫我们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情何以堪，真是高手在人间呀!人家背诗是几千几千首的背，甚至有的人能背上万首诗，真是厉害之极。只怪自己读书时下的苦功不够，用力不够!

不过，感觉中国诗词大会上的诗不是特别难，有的甚至可以说相当简单、常见，而且好多题反复出现，经过一番训练答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最不可理解的是即使有些非常简单的题，百

人团里出错率还比较高，不知道百人团的成员是怎么选出来的，参赛者中的确有好多非常厉害的选手，但是就百人团的出错率来看，有一些选手的水平也不是那么高，至少看来不太像专业水平的。而它的得分计算也比较有意思，你答对，对手出错，你才能得到分数，也就是敌人的失误就是你的得分，别人错得越多你得到的分数更多，别人不出错你就得不到分，当然前提是你也得对，否则你就自动出局了。

选手答题阶段题目难易度还可以，有的相对简单，个别稍稍难一点点，比较精彩的是攻擂部分，紧张刺激，颇能见选手功力，能走到这一步的选手都相当不错，对唐诗宋词还是非常熟悉的，功力比较深厚，不得不佩服。这个节目，非常适合中小学生看，可以激发孩子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

看了中国诗词大会，更激发读诗词的兴趣。大学研究生的时候背了不少诗歌，但有的现在已经忘了，决定以后还是把专业捡起来，否则人家理工科的人会的诗词比咱们学中文的人都要多，这有点说不过去。

为什么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通过整理党务，陈果夫、陈立夫逐步控制了国民党。此后发生的一件趣事直接证明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时，陈立夫操纵选举，他所得的选票竟比蒋介石还多4票。蒋介石怒不可遏，准备拿陈立夫问罪。陈果夫赶紧搬出其二婶、陈其美的遗孀出面说情，蒋介石才不再追究。

“四·一二”政变后，陈果夫负责主持“清党”活动，领导各级清党委员会，专门对付共产党人。陈氏兄弟委派一些忠于他们的国民党人担任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去执行“清党”任务。

这些人将各地的党部进行解散、改组、重建，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驱逐，换上陈氏兄弟所指定的人。到1933年，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已被二陈兄弟所掌握。

扩展资料：

国民党兵败大陆后，蒋介石将国民党的失败归罪于陈氏兄弟，认为是二陈操纵党务，培植派系统，导致党内派系重重，矛盾迭出。

二陈搞特务政治，激起天怨人怒，才导致了他的失败。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后，开始着手收拾残局，苦心经营台湾。

他另起炉灶，对国民党的人事布局进行大幅度调整，大力扶持蒋经国和陈诚的势力，为未来蒋经国接班铺垫。

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国民党党务和特务大权的陈氏兄弟的势力被彻底清洗。新成立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取代了原中统和军统的一切业务。

在蒋介石新的人事安排中，均没有陈氏兄弟的份。从此，二陈结束了辉煌的政治生涯，他们所领导的派系组织也沦为历史名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蒋家天下陈家党

“两弹一星”科学家的资料

邓稼先（1924—1986），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4年出生于安徽 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1935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邓以蛰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 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在 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世界有哪些国际组织？

1、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致力于促进各国在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及实现世界和平方面的合作。

2、欧洲联盟（德语：Europ ische Union，法语：Union européenne），简称欧盟（EU），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创始成员国有6个，分别为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该联盟现拥有28个会员国，正式官方语言有24种。

3、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4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 ，以取代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 拥有164个成员，有“经济联合国”之称。

4、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缩写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也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

2001年10月，APEC会议在中国上海举办。这是APEC会议首次在中国举行。2014年，APEC会议时隔13年再次来到中国。截至2014年9月，亚太经合组织共有21个正式成员和三个观察员。

5、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置在瑞士日内瓦，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职能包括：促进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疾病医疗和有关事项的教学与训练；推动确定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

扩展资料

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IGOs），指一般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通过宣言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而成立的国际组织， 例如，联合国专门机构（Special Agenc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等。

非政府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指未经政府间协议而建立，由独立机构、民间组织、志愿协会等团体组成的国际组织，占国际组织总数80%以上。例如，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

全球性国际组织：这类国际组织的名称一般以联合国）、世界、全球、国际的英文字母缩写开头，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区域性国际组织：这类国际组织的名称一般指明其所在地域，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等。

政治性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是世界最大的政治性国际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是苏联解体后有原多个加盟共和国组织的一个地区性组织。专业性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IFLA）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国际组织

中统和军统哪个权利大？领导人是谁？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的负责人是陈立夫；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要负责人是戴笠、毛人凤；

两者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务组织，中统为国民党中央情报处组织，军统为军事委员会的情报组织。中统和军统的权利哪个大，这个还是主要按照历史时间的发展，到最后成为军统独大的情况，简单来讲就是军统的权利要大于中统，为什么呢？请看下面的一些简单分析：

事实上，所谓中统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既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一个全国性特务组织；也是国民党党务部门所控制的一个特务机构，陈果夫、陈立夫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属于四大家族之一，在经济上占有着相当强的垄断地位。

所以，刚开始，也就是在四十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是非常庞大。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实际上都是中统特务网络的延伸，即：在各省市、各党部内成立了中统“特务室”，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了中统秘密“行动区”。甚至，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所以，在1927-1937年的十年时间里，我党的秘密战线的损失基本上都是中统干的，包括顾顺章的叛变等。

当然，如果我们要是回首其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是由一些C.C系分子在1927年和1928年之间组成的一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然而，当到了1937年的时候，这个党务调查科却又被合并到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但继续由CC系分子徐恩曾出任第一任处长。

此后，1938年3月，由于恰好正赶上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经过国民党首领蒋中正的提议，就以这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成立之后，国民党CC派领袖陈立夫和陈果夫两兄弟自然是格外高兴，他们一方面大力推动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主要阵地的中统基层组织的筹备工作；

另一方面则积极在各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建立了一个广泛的中统“党员调查网”，并以此为基础，对一些革命的进步组织不断予以打击。当然，无论怎样变化，历任的中统局局长几乎都是由国民党的CC系核心成员担任。其中的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等人都曾经担任过局长；徐恩曾、叶秀峰、顾建中，邹学峻、季源溥等人也都先后担任过副局长。

然而，在后来，进入到了抗战时期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对象开始有所改变，也就是，从以对付我党为主逐渐向对付日本侵略者转变，而就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中统的政治地位开始日渐下降，直至到了1947年改名为党员通讯局，到了1949年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当然，“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话说到此，我们再来看一下“军统”。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其成立的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先，是在1932年3月，当时的蒋中正曾经成立过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并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希特勒的“褐衫党”，成员均穿蓝衣，因此又被称为“蓝衣社”，下设有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两大主要机构，而干事会的下面又设有人事、组织、训练、宣传、特务、总务等处；其中的特务处就由后来大名鼎鼎的戴笠担任处长。

此后，等到了1938年的时候，伴随着CC派领袖——陈立夫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之机，蒋中正就借口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是国难当头，为了进一步防止敌谍和汉奸的破坏活动，提高工作效率，把原隶属军委会的特务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组。其中之一，就是又正式成立了一个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至此，军统特务组织正式走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并且，军统组织名义上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任局长，实际上则是由任副局长的戴笠掌握实权。

于是，此后军统组织就在抗战时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以至于到了最鼎盛的时候，不但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办事机构外，还密切掌控着全国的警政机关，并拥有“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等诸多特务武装，甚至，可以说是盛极一时。此外，戴笠还先后又掌握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其中，当时作为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的孙立人将军就差点成为了戴笠的手下。

在整个抗日期间，我们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戴笠本人是一名坚决的抗日主义者，加之，他平生最恨汉奸，所以，军统局曾经多次派出特工刺杀投日的汉奸和叛徒，比如，刺杀张啸林、唐经，以及刺杀未成的殷汝耕、季云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而隶属其指挥的各个军统“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也经常深入日寇占领区进行广泛的游击战，有效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同时，作为在业务上有着竞争关系的两大特务机关，中统与军统在争夺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的确曾经进行过长期的明争暗斗。然而，尽管中统局成立较早，陈立夫、 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人也都很厉害，但正因如此，才有了权高震主之嫌疑，所以，后来在蒋中正的暗中调控下，军统组织就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中的一枝独秀。

所以，可以说，同为特务机关，为何军统特务就要比中统特务更要厉害呢？其实还是由于军统的首领——戴笠是蒋中正的唯一心腹所致。

扩展资料：

在抗战之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中统的实际控制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本身在国民党内具有强大的势力。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可见陈氏兄弟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都是中统的特务网延伸。

但是抗战期间，由于大片国土沦陷，沦陷区内的国民党基层机关基本上都被破坏，中统势力大为缩水。再加上陈氏兄弟并不如戴笠一般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中统所获资源也渐渐不如军统，因此，军统势力在成立后期逐渐大于中统。

军统全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黄埔生贺衷寒、戴笠、郑介民、康泽等人组织了一个以军人为主体的复兴社（又称蓝衣社）。1932年，在复兴社内，又设了力行社，并设有一个专门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务处，戴笠任处长，这就是军统的前身。

1937年，力行社特务处与特工总部合并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军统下辖两个处，第一处负责党务，第二处负责情报。戴笠自军统局成立以来任副局长，实际主持军统工作。直到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后，方才由毛人凤接任局长，1947年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的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军统局的特务也是遍布全国。

抗战爆发后，尤其是40年代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军统的地位不断上升。除了针对共产党及民主人士刺探情报，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刺杀汉奸日寇和刺探日军情报，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达到了极盛，仅特工人员就高达5万余名，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戴笠也因此被称为国民党“特工之王”。

作为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从来没有和睦相处过，两大特务组织互相仇视，甚至出现过杀害对方特工人员的行为。可见，两大特务组织的争斗已进入白热化。当然，1949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大特务组织纷纷改组，蒋经国接手国民党情报机构，中统和军统（保密局）也彻底烟消云散。

参考资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_百度百科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_百度百科

是否可以推翻业委会与物业签定的合同

分别回答如下：

1、其实书面征求意见也是“召开”业主大会的一种方式，所以上面的操作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2、第一个问题表示我们的很多业主并不是特别关注自己的小区，除非直接影响自己利益之外一般不会去关注，这就给一些物业公司有空可钻，由于业主自己疏忽的原因而出现的问题不能怪到物业公司身上，因此，业主团结起来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问题，意见表采用电话的方式显然是不符合规定的，除非有公正机关能够证明。

3、首先，物业管理费价格的提升是需要测算的，而不是通过业主调查就能够随意涨价，如果能将测算内容对业主进行调查而进行涨价，这就比较合理了。因此，对于上面合同中的问题还是去找物业公司要定价依据，也就是如何测算出来的，业主要去审核价格测算结果，如果测算合理，那么业主应当接受，如果测算不合理，价格应当以测算结果执行，无论合同期是否结束。其次，根据你的描述，在合同到期之前可以由小区1/10的业主联名要求召开业主大会重新签订合同，那么此时合同就不会自然延续了。

4、不能简单的说该条不合规，法律规定可以由业主大会处置，事实也是这么做的，因此不能简单说不合规，问题的关键是业委会取代了业主大会的权利，要想推翻，必须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上面的条款是业委会取代了业主大会行驶权利的结果

5、经过业主大会同意可以考虑同物业管理企业协商处理

6、虽然是私家车位，但车辆停车应当缴纳停车服务费，就像房子是你自己买的还仍然要缴纳管理费一样，不过是否要缴纳20元要看各地方的规定。就我接触的小区来说，20元/ 月应该来说算是合理的。

7、如果想推翻，只要证明合同是无效合同即可，也就是说业主委员会没有经过业主大会同意签订的。

8、不推翻解决的方法我在上面提到了一些，例如：对物业管理费用价格依据进行核查，要求物业公司补充说明物业服务标准等。

9、可以要求改选，甚至罢免委员，不过第一要有有效证据，例如：“物业公司每年划拔二万元给业委会，作办公经费”，有书面证据吗？有能说明此问题的业主委员会使用账目吗？如果有可以拿着证据去政府部门（住宅局的物业管理科）直接罢免即可。第二，发动业主召开业主大会，通过大会表决调整委员。

另外：物业公司如果没有按期整改完毕，拿着你的证据可以要求物业公司进行补偿，不能补偿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必须整改，并对延迟整改而造成物业公司损失的进行相应赔偿。

（邮件中不再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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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失败的教训包括以下哪些

人们通常讲的“苏联剧变”实际上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苏联作为一个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统一国家分裂、解体；二是社会主义道路在其首选地――苏联中断、夭折；三是作为执政时间最长、国际共运中影响最大的共产党――苏共解散、垮台；四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失去了作为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地位。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已经过去了15年之久，剧变本身仍环绕着不少谜团有待探究，发生剧变的原因及其后果仍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政治历史和思想理论遗产有待人们去思考、去挖掘。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于苏共蜕变和苏联演变的原因的分析已经积累了不少深刻而有价值的成果。一些成果明确指出，正是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弃、路线道路上的背离和政治上的背叛才是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一些专家在分析总结上世纪末15年间苏联—俄罗斯社会演变的一系列惨痛教训时强调，信仰、方向是灵魂，路线、道路是根本；以背弃、背叛为标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害死人，以西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坑死人。

一

22年前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短短6年的之后，曾经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统一的苏联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短短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政治上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假民主、真背叛”、“民主是假、祸国殃民是真”。如今，在俄罗斯社会中表面华丽诱人的“带有人道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口号已变成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推卸责任的一块“遮羞布”，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破产、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变得一文不值，在实践和生活中也遭到俄罗斯民众的唾弃。

1988年前后，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便发誓要彻底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变社会的方向。他咒骂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主义”，要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它。在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造和重建”运动中，一步步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丑化和攻击。例如，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曾经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称为“高度集中计划体制”、“行政命令式体制”等。不久，便过渡到使用“斯大林模式”、“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暴力的社会主义、毫无人性的制度、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后来干脆借用二战期间原本针对德国法西斯制度的“极权主义”概念来诬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与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写道，苏联是在暴力和专制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极权主义政权，“我的观点是：在苏联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他自白道，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他的基础本身。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他决心要通过改革从质上更新社会，通过民主克服极权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自称，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他疯狂地反对斯大林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他坦白，“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发起的“改革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

在假改革、真背离的道路上，与戈尔巴乔夫一唱一和的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左膀右臂，雅科夫列夫在背弃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线上走得更远。身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肆无忌惮地发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我个人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类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雅科夫列夫在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的同时，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言道：“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

雅科夫列夫利用自己在党内的特殊身份，乘势反戈一击，从内部给予苏共头脑以致命一击。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戈尔巴乔夫“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的说法，认为是一种“幻想”。只能完全打碎、彻底击垮官僚专政。而彻底击垮苏联制度，只能靠“投机性地玩弄政治手腕”。攻克的办法只能采用迂回战术、灵活机智和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

为得到搞垮苏共、抛弃甚至消灭苏联社会主义的目的，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后不久便提出应当考虑将苏联共产党“一分为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利用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苏共中央总书记，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建议。建议在组织上将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选举中获胜的党的总书记领导，等等。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60年代以后曾担任苏共几任总书记政治顾问的格·阿·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的确，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也曾讨论过这一方案。”院士本人也认为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分裂苏共时声称：“生活在迅速地赶超理论、赶超构思。”他认为，应该赶在事件发生的前头。也许，讲党分成两个部分是明智之举。那样就可以给现有的分歧以组织上的出路。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一小撮高层人物背弃、背离、背叛路线的怂恿和带动下，苏联思想理论和文化舆论界霎时间也变得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借民主化、公开化之际，清算苏共历史，向苏联制度抹黑的言论和文艺作品不断在出版物和大众传媒上出现。当今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1989—1990年间，苏联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激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发达国家、西方文明世界”成了激进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平等在苏联的表现就是“同等贫穷”。他们企望在弹指一挥间跨越时代和社会鸿沟，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堡垒一下子就跃进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王国。

1988年之后，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多的时间，苏联社会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危在旦夕。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摇摆不定，企图在不同的“道路”、“模式”和“路线”之间进行选择。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对外关系的新思维。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选择上，苏共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寻找北欧国家模式。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领导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1989－1990年间苏联社会中“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诸如“民主的、人道面孔的”前缀也是徒劳。例如，戈尔巴乔夫崇信的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社会学会会长塔？扎斯拉夫斯卡娅停止了她改变“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革”的研究方向。1990年，她在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大型研讨会”上公开宣称，与会者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根本上就是不存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而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当时主管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的副院长弗·库德里亚采夫院士的赞同。

苏共领导层在思想路线上的动摇在思想舆论界造成了严重混乱，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一些激进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一位西方苏联专家曾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知识界的情绪和期盼：“社会主义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共和苏联社会内部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进一步激进化。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问卷选择了中国方式。苏联社会一些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当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人亚·雅科夫列夫声称：“如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路上去。”

1990年举行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纲领性的声明和章程中已经表明，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显然，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企图试穿西方社会党的外衣，思想开始迷乱，组织上自掘坟墓。此时的苏共不仅丧失的改革的主动权、失去了社会控制力，而且苏共本身离最后分裂和失败日子也不远了。

二

上世纪末，曾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叶利钦是一度是作为苏共内部政治上反对派出现的。直到1990年夏天以前，叶利钦等人仍宣称忠于“社会主义”，不敢公开叫嚷使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等概念。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时他们也不时要附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号称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信仰以“趋同论”为基础的“普遍价值观”。例如，叶利钦在1989年12月举行的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宣称，他与戈尔巴乔夫在发展道路的理解上没有分歧：“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革新我国社会的道路。”甚至在1990年7月举行的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还强调信仰民主社会主义。

但是，随着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逐渐掌握政治大权，他便公开与苏共彻底决裂。叶利钦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势力开始抛弃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转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思想上宣誓忠于西方教科书上的“纯自由主义和纯资本主义”。

1990年底以后，叶利钦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的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势力，主张苏联应利用大好的历史时机，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主张要全面学习和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资本主义文明，移植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做一条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使俄罗斯尽快溶入西方文明世界。

1991年夏初，叶利钦首次访问美国。他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1991年8月事件以后，“激进自由化”、“西方化”的倾向在俄罗斯社会思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俄罗斯激进派领导人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了美国。与上一次出访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叶利钦言道，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自此，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

三

短短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推行以“民主化、新思维”为旗号的修正路线，非但没有革新苏共、给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反而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戈尔巴乔夫民主化的改革引来了是叶利钦时期野蛮资本主义的倒退和“鲍利斯沙皇”专制的复辟。理论上诱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妖姬”，吞食和埋葬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得成果，换来了横蛮的“官僚和寡头的资本主义怪兽”，倒退到犯罪猖獗、黑势力猖獗的原始资本主义泥潭。

苏联剧变后不到两年的时间，经历了短暂的民主、自由之梦后，俄罗斯大多数百姓发现，民主派、自由派宣扬的“民主政治神话”已经破灭。盲目照搬的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几乎将俄罗斯引入绝路。正如许多俄罗斯学者所言，苏共之后的俄罗斯政治制度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制度体系，表面上貌似民主的外壳，在实际政治运行层面则是完全相反：在“超级总统制”的形式下，实际上是大权旁落，家族势力和幕后政治盛行；财团寡头操纵媒体，要挟国家；地方势力乘机坐大，车臣分裂分子武装拒合，公开对抗联盟中央。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权力机关分庭抗礼，秩序混乱，政令不一，令行不止，政局跌宕起伏，官场腐败丛生。

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没能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会形势却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安，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最终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现实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超级总统制专权，三权分立名不副实；宪法为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规定与政治现实相差甚远；多党倾轧、黑金政治横行；财阀当道、操纵媒体，家族、寡头政治盛行；贪污腐败蔓延，黑手党猖獗，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动荡，政局不稳。上述事实说明，俄罗斯宪政民主化进程并不成功，政治“休克疗法”没有导致政治发展，反而造成严重的政治衰退。俄罗斯大多数居民不接受现行的政治制度。

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地俄罗斯民众否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选择的政治道路。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居民中承认“俄罗斯是民主社会”的比例越来越小。例如，到1995年底，相信俄罗斯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的居民的比例由1991年的96%降到25%。1996年，有60%的俄罗斯人认为民主化在俄罗斯遭受了失败，50%的人拒绝将俄罗斯社会称为“民主社会”，同时一半以上的人不承认掌权者为“民主派”。90年代中期的一项国际性的社会调查也表明，与西方社会通常50%的民主满意度相比，俄罗斯人对民主进程的满意度逐年下降。1991年11月对民主的满意度仅为15%，5年过去后，到1996年11月该项指标下降为8%，而不满意的比例超过80%。

如今，60%－73%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政治制度并非民主制度；俄罗斯人民需要民主，但掌权者破坏了民主的声誉；当今的“民主政权”与维护多数劳动者权利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化进程遇到挫折，民主的成果被俄罗斯当权派篡夺，俄罗斯当权者“损害人权、压制民主”。追随戈尔巴乔夫的一些社会民主势力认为，1993年之后俄罗斯的国家体制是“带有早期资本主义野蛮性的官僚污吏们的野蛮杂种。”苏共垮台后的当今俄罗斯政权保留了“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官僚体制”（特权体制）。当今的民主体制只是一种装饰和“总统独裁的‘遮羞布’”，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可以看作是一种半独裁体制。地方自治丧失了实际权限，独立司法制度仍然是远离现实的幻想。政府在犯罪化，一些被收买了的官僚和金融寡头们将国家权力“私有化了”。

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混乱，尤其是1993年10月的炮击议会事件，打碎了俄罗斯人心中的民主之梦。俄罗斯民众发现，借助自由民主的旗号上台的政治精英，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比原苏共官员更大的权力，而且又从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中捞取了更大的经济好处，及时地将权力转化为资本，并使其合法化。而俄罗斯社会中绝大多数居民认为，普通居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福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居民对政权机关的信任程度大幅度下降。

90年代俄罗斯民主化波涛如潮起潮落、来去匆匆，政局变幻与社会动荡足以令世人反思与感叹。几年的时间里，俄罗斯选民很快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和“拒绝民主”。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居民对这种“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所谓“自由民主政治”迅速感到厌倦。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选民之所以企望西方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常常将“民主与生活富足”联系起来，然而现实生活却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俄罗斯历史学家写道：“俄罗斯人在苏共时期不好过，以为在民主下将会好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虽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却更困难了”。如今在俄罗斯社会中“自由民主派”的光环早已变得黯淡。长期驻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写道：“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1992－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词和妓女一样，已经成了不加引号的骂人话”。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政治蜕变同样也遭到了西方社会一些人士的强烈批判。1998年4月7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俄罗斯社会是“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和民主政治、个人独裁和政体混乱、垂死的福利经济和寄生的资本主义、政治精英对原超级大国地位恋恋不舍的怀旧情绪和公众对旧的帝国野心的厌倦等组成的‘大杂烩’”。一时间，西方世界批判俄罗斯的文章比比皆是，用俄罗斯学者的话说，“西方只有懒汉才不骂俄罗斯”。

四

2005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和价值追求。针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民主化”，普京曾在2002年1月中旬在对波兰和法国访问中指出，（俄罗斯）过去的那种“民主秩序”只是对极少数寡头有利……在经历了10多年激烈的变革，俄罗斯社会还处在“过渡阶段”。普京强调，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建立所谓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年幼”的，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上层人物的自由。

如今，俄罗斯政界和学界在反思“民主化”的过程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倡和发起的“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运动，是出于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借鼓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之名，将“民主化”当作政治夺权、推动民族分裂和搞垮苏共的工具和手段。如今多数俄罗斯政界和知识界代表人士开始反思，他们认为1985－1999年这15年是俄罗斯灾难性的15年，是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的15年。他们指出，当时的苏共异己分子和自由西化政治势力狂热地崇拜西方的民主样板，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造成国家分裂，民族冲突，至今后患难消。对于苏联的失败，俄罗斯政界主流人士强调，在这其中西方“战略家”罪责难逃。他们认为，上世纪末期，西方战略家有意识地向苏联等其它国家输出“软弱的自由民主思潮”，而却为自己保留了极端保守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苏联的民主化，不如说是为了搞垮苏联。而戈尔巴乔夫等人落入西方的圈套，盲目进口西方的“民主价值”，导致“民主、自由”泛滥，国家解体，人民丧失了尊严。如今，西方某些国家仍然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不是真正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关系亲疏来划分所谓“民主阵营”，其目的是进一步打压俄罗斯，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普京总统的政治助手多次强调，当今俄罗斯政治精英特别是州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一定要对上世纪末后15年的政治混乱和政治谎言有清醒的认识。

在反思戈尔巴乔夫时期为盲目模仿西方民主而丧失自我、损害主权的同时，如今俄罗斯当局也极力与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式民主自由体制”划清界限。俄罗斯政治学者亚·叶利谢耶夫写道，俄罗斯文化历史上缺少民主思想的浸淫，过去的“民主”常常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非叶利钦等“民主自由派”的理想和追求。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派表面上打着西方民主的旗号，实际上是将“民主、民族自决”等口号作为他们打败苏共的手段。苏共失败后，自由民主派曾期望使用“这种民主体制”能够比苏共模式更有效，但90年代近10年的政治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并不了解民主的真谛，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向往。打垮了苏联、拆毁了苏共之后，俄罗斯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出现的是极少数人的“寡头式的民主”：个人专权、寡头政治、犯罪猖獗、黑手党为非作歹、腐败贪污盛行。

在反思过去15年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俄罗斯越来越多的意见提出，苏联时期不是什么“历史的黑洞”，苏联也不是邪恶帝国。俄罗斯要保持思想和道德的继承性，历史的不间断性。

2005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14周年。在2005年的10月份，俄罗斯一家著名的社会舆论调查机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分别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表明，57%的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避免的，66%的人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76%的居民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原有的国家政治制度，而且意味着丧失了一系列历史信仰。与此同时，俄罗斯另一民意调查机构“巴什基罗娃及伙伴”发表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与其它历史时期相比，72%和80%的俄罗斯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调查中目前只有1%的俄罗斯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

五

以上材料和论述表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和之后叶利钦宣称的“自由民主主义”道路不仅没能行得通，反而将苏联、俄罗斯先后引向一条绝路和迷途。近几年，许多俄罗斯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上世纪最后10多年是俄罗斯近百年、甚至两三百年中最差的历史时期。这10多年中，俄罗斯经历了制度性崩溃和体制性的危机，经受了国家分裂、生活和道德水平下降，社会和百姓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何吸取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从中能否得出今后发展的结论？俄罗斯社会对此仍未有统一的认识，社会政治力量之间仍在争论“怎么办”的问题。经历了10多年的左右摇摆和反复，俄罗斯社会逐渐认识到：一是社会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动的，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二是借鉴他人经验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全盘照搬，有些东西对于他人是美酒，但对于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药。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叶利钦式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义在政治上都是致命的，在政治路线上是极其有害的。结合1985年以后15年间苏联－俄罗斯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我们完全同意这样的正确结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其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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