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朝的评价诗词

【对唐诗宋词的评价】关于诸葛亮的诗词及历史对于他的评价.谢谢

说一下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从综合国力来看。

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

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

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

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

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

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

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

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

最后被蜀军所平。

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

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

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

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

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

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

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却仍未得以改善。

这时的蜀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宿敌曹魏，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孙吴。

如果长期与孙吴这样敌对下去，蜀国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也就更难得到实现了。

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说法来称之，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从政治角度来看。

由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可以说是三国之中，最有条理的一个国家。

在其执政最初二三年时间里，采取闭关息民的方法，立求恢复蜀国元气，随后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区的富饶，进一步充实了国力，再加上以“严刑峻法”来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蜀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

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蜀国毕竟建国不久，如果从刘备取得益州开始算起，一直到诸葛亮逝世不过就20年时间。

而与曹魏已历三世前后40年的历史相比，显然不如曹魏历史长久。

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执政水平也是较高的。

做为同样是优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后的魏国政治总体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构建的。

曹丕在其执政的六、七年时间里，也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措施，如颁布了一些有利或关心庶民的诏令；禁止妇人、宦官、外戚干预政事；选用智谋贤德之士；推行九品官人之法。

曹睿则在诸葛亮逝世前，也表现出比较优秀的政治才能。

如在善为军计、明察断狱、容人直谏、不杀谏臣等方面，都有过比较杰出的表现。

因此，在曹操、曹丕、曹睿前期（指诸葛亮逝世前），魏国的政治情况也是较好的，但曹魏要比蜀汉早建立20年，这20年时间对于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曹魏就总体政治局势来看，仍要优于蜀汉，其统治根基也要比蜀汉来得稳固。

从军事方面来看。

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是否强盛，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该国的军队的多寡。

而兵与民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

它具体表现为：兵来自于民，民众的数量制约着兵众的数量，这是一个绝对数量指标；另一个是相对数量指标，指军队的绝对总量与民众总数量的比例。

因为兵是靠民养活的，所以兵与民之间必须要有个适当的比例。

蜀国地寡人少。

地不过一州，人口总数不过九十万。

而曹魏却拥有九州之地。

据《通典》上记载，魏亡时有人口440万之多！当然是诸葛亮执政时期，魏国是否有如此之多的人数值得疑问。

但退而求其次地说魏国有三百多万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蜀国当时的军队总数约有14万左右，其平均不到二户就要养一名士兵的比例，几已到蜀国对军队承担力的极限。

即使是这样，仍然比魏国40多万的军队，规模要小得多。

故“蜀兵轻锐”这一情况，是客观实在的。

补充： 诸葛亮被《三国演义》大为美化后，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智的化身。

但最近，批评诸葛亮的人越来越多，说他“不足以言智”。

对词，我觉得应该对诸葛亮作出正确的评价。

虽说诸葛亮用兵如神，但他毕竟不是神，因此他当然有缺点，而最主要的缺点是出在人事问题上。

尤其是他对魏延的看法。

魏延向刘备投降，诸葛亮居然根据骨相说他久后必反，这多么荒唐。

虽然孔明未能杀死魏延，却对魏延抱有成见，认为他不忠不义。

然而魏延是否如此呢？其实不然。

虽然魏延不断被孔明排斥，却仍中心地效劳与蜀国，屡建奇功：斩王双，战张颌等都足以证明魏延是个不可忽视的人才。

孔明最错的是在毫无根据之下，留下锦囊杀死了魏延。

诸葛亮在人事上的失误还有让马谡守街亭，导致第一次北伐中原失败、关羽守荆州的失误，从某种意义上是诸葛亮一手造成的。

在识人方面，刘备明显比孔明...

历史上对明朝的贵妃万贞儿有什么评价？

明代诗歌的演变和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明初洪武、建文年间。

明初诗人虽然有的已表现出模拟唐人的趋势，但基本上还能“各抒心得”，做到“隽旨名篇，自在流出”。

其中成就较大者是一些经历过元末社会大动乱的诗人，刘基、高启最为著名。

刘基以雄浑奔放见长，高启则以爽朗清逸取胜。

高启对诗歌的看法也较为全面，认为“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

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独庵集序》），做到体裁、内容、艺术的有机统一。

他主张创作应“兼师众长”，力争最后“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同前）。

所以他的诗歌虽说“学无常师”，但还能自成一家。

这种诗歌对扭转元末纤弱萎靡的诗风起了良好作用。

但面对明初文网渐密、文士动辄得祸的政治形势，许多诗人开始回避社会现实，更多地发出“位卑谏勿直，直谏君心疑”（杨基《感怀》）的个人感慨，抒写“世路剑关险”，“吾志在山林”（张羽《写怀》）的退隐情怀。

当时诗人除刘基、高启较有成绩外，像吴地诗人袁凯、杨基、张羽、徐贲，闽中诗人张以宁、林鸿，岭南诗人孙蕡，西江诗人刘崧，都是一定的创作特色。

其时，诗人林鸿、高棅已以盛唐相号召。

长达百年之久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实已朕兆于此。

第二时期为永乐至天顺年间。

此时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歌。

三杨均是台阁重臣，官高爵显，备受宠信。

所以他们的诗歌充溢着大量应制和颂圣之作。

表面看来雍容华贵，实际内容极为贫乏。

明初诗歌还只是略有些不敢正视现实，而此时诗歌却是粉饰现实，点缀升平。

明初诗歌尚能抒发心中磊落牢骚的情绪，而此时多数篇什是志满意得的无病呻吟。

艺术上也是平庸呆板，了无生气。

这种诗歌几乎垄断了当时整个诗坛。

不为台阁体所困而显示自己创作个性的诗人只是少数，如于谦、郭登等人。

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尚能透过升平景象看到社会明显的矛盾，对人民的悲惨命运有所同情。

第三时期为成化至正德年间。

其时台阁体诗歌已为广大诗人所不满，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攻之于前，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反之于后。

李东阳论诗，推崇李白、杜甫，想以深厚雄浑之体，来替代啴缓冗沓的台阁体诗歌末流，他善长乐府，有些篇什笔力尚属雄健。

但其论诗更多注意的是声调音节，认为“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视此为开启诗歌奥秘的钥匙，实际上未免舍本逐末。

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内容亦有“覃研不足”（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的贫乏症，调子实际上与台阁体诗歌相去不远。

李东阳也是台阁重臣，周围有一批门生故旧学他的诗，如石珤、邵宝、顾清、罗玘、罗铎、何孟春等。

由于茶陵诗派在理论与创作上都存在弱点，所以并未能真正消除台阁体诗歌的影响。

待到前七子崛然兴起，才完成了这个任务。

台阁体、茶陵诗派主要靠其首领官居极品而发生影响，前七子则主要以自己提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而引起人们注意，故其影响范围较为广泛、深入。

恰如胡应麟所说：“一时云合景从，名家不下数十”（同前），其中最著名的除李梦阳、何景明外，还有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

他们重视民歌，认为“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

推崇汉魏、盛唐诗歌。

在他们看来，要创造兴象造拔、神意雄丽的作品，必须复古。

他们所定目标有一定号召力，但是所指的创作途径却大有问题，李梦阳甚至认为复古就是临摹古帖，连何景明也大为反感。

何景明认为拟古应“领会精神”，“不仿形迹”，做到“达岸舍筏，以有求似”（《与李空同论诗书》）。

前七子大多是在政治上敢于与大官僚、大宦官作斗争的人物，所以他们能够面对现实，写出如《元明官行》、《岁晏行》等讽世之作。

就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大盛之际，江南有一批画家兼诗人，如沈周、文征明、唐寅、祝允明，作诗不事雕饰、自由挥洒。

虽不免失之浅露，但其中亦有些生趣盎然、才情烂漫的诗歌。

第四时期为嘉靖、隆庆年间。

嘉靖初，前七子复古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模拟倾向日趋严重，“后生英秀，稍稍厌弃”（陈束《高子业集序》）。

当时诗人薛蕙与杨慎论诗时就认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以，其时开始出现一些渐渐不满前七子诗风、尚能卓然自立的诗人，如“沈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的杨慎，“直举胸情，独妙闻雅”的高叔嗣，“温雅丽密，有王孟之风”的薛蕙，“才高一时”，“婉丽多讽”的王廷陈。

他们虽然不走前七子模拟汉魏盛唐的创作道路，但并未从生活中吸取诗歌营养，仍然是师法古人，只不过对象不同而已。

加之他们在诗歌理论上没有什么建树，因此影响不大。

待到后七子再度兴起，诗必汉魏、盛唐的复古主义又统治了诗坛。

后七子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吴国伦、梁有誉、徐中行。

他们当中最早提出论诗纲领的是谢榛。

他主张出入于盛唐14家之中，兼取众长，自成一家，取径较宽。

但随着李攀龙首领地位的确立，他却将复古理论推向极端，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

所以...

对李商隐的评价

李商隐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

晚唐诗人。

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

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

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

生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

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

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梦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

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

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

家世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

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

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

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

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

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早年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

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

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

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

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

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

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

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

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

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

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

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

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

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 仕途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

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

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

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

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

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

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一大矛盾。

李商隐最初的府主令狐楚属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政坛。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令狐楚之子令狐绹协助李商隐中了进士。

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

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成员。

这桩婚姻使他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

但李商隐本人可能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有李，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

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

结果是李商隐两边不讨好，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忘恩负义。

在令狐绹官居高位后，李商隐曾多次尝试...

东方不败诗词评价（满意肯定加分啊,求！！）

天下风云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皇图霸业谈笑间， 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 白骨如山鸟惊飞； 尘事如潮人如水， 只叹江湖几人回。

品完这首诗有一种厌世的感觉，超然物外.洒脱.叛逆.跃然纸上。

年少时的轻狂，年迈时的沧桑，看透世间种种，感觉像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描述与追忆···是徐克电影了的一首诗。

相关影评写的非常不错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

东方不败是性情中人，在他遇到了令狐冲之后，他再垂涎皇图霸业，也就此终结。

对酒当歌，只愿开心到老。

东方不败是性情中人，他焉能不知“粪土功名，把酒尽欢”的快活？然而“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

天降大任，神功既成，他怎可急流勇退、半途而废？能有几人愿意在与自己向往之物只有咫尺之遥时，抽身离去？天下风云出我辈，壮年时的我们不也一直都抱着这样的宏图壮志跟东方不败做着一样的英雄梦吗？ 当他遇到了令狐冲，两个人一个要开创美丽新世界、一个要退出江湖，东方不败看着要退出江湖的令狐冲是否像是看见了另一个自己？当他的杀人的手和令狐冲拿酒壶的手相握，一瞬间，他是不是好像正在和另一个 “她”笑对？身为他的东方不败是“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圣教主，身为“她”的东方不败是和令狐冲一样只想把酒笑红尘的潇洒之人。

书里的东方不败是个绝世的魔头，可这名动天下的绝世魔头，竟不男不女，类于人妖。

看精致的风景，妖丽的玫瑰，醉人的花香，珠帘锦帷，富丽灿烂的绣房中，人妖东方不败款款作态，摆腔拿调，有着说不出的阴森妖异鬼气，读之令人作呕。

电影里的东方不败确是那么扰人心魄，那一个眼神真是芳华绝代，林清霞把这个一边想着皇朝霸业，一边又想笑傲红尘的东方不败表演的淋漓尽致。

看《笑傲江湖》这本书，只要不是一个同性恋者，对东方不败的嗲声嗲气的神态以及关在绣房中学做女人的种种表现，不能不持反感的态度，对他和杨莲亭的畸恋更是感觉恶心之至。

而在电影里，无论你是否封建保守，无论东方不败是男是女，大多数的人都会希望“她”能和令狐冲一起笑傲江湖。

知音难觅，现实中的我们或许没能找到知音，希望戏剧里的知音能够相珍相惜，这就是我们对美好的向往。

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皇图霸业再美，当东方不败遇到令狐冲后，“她”也想把这“美丽的花儿”放一放。

我们都是这样，当一段浪漫的情感到来时，我们想搁一搁自己“天下风云出我辈”的梦想，去做一个美丽的梦。

可“她”毕竟还是他，“她”还是拗不过他，悲剧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人生也这样，再浪漫的情感有可能都抵不过最低级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遇到令狐冲之后，东方不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她”的声音曼妙如莺，“她”的心更加温柔也更加狠毒。

东方不败特意安排宠妾诗诗和令狐冲共度一宵，并叮嘱诗诗，“别让他发觉你是冒充的，我要让他永远记得我。

”把所爱的人送入温柔之乡，他却义无反顾地奔向江湖，去掀起惊涛骇浪。

电影里的东方不败是一个“精神分裂者”，当自己不知道自己在两个重量相当的东西里该如何抉择时，世人都是“精神分裂者”。

悲剧都是一个连环套。

当东方不败看到诗诗，一个为了替“她”完成“她”自己完成不了的心愿——与令狐冲在一起，此时已服毒自尽的女人，东方不败心痛了，他是爱诗诗的，要不也不能把他最宝贵的“葵花宝典”穿在了她的身上。

诗诗也爱东方不败，在最后一刻，她等到了东方不败回来，嘴角露出微微的笑容，慢慢地倒下在东方不败面前，诗诗是愉悦地死去，因为从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东方不败终于知道了她的真心，虽然他只能为诗诗留下一滴泪光。

两个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因为有时相爱遇见一丝的不信任就会土崩瓦解，爱有时就是如此脆弱。

心想一无所扰，只想半世逍遥。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江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人在江湖还是别离江湖？片中，在夜晚的野火前，令狐冲和任我行有一段对江湖阐释的经典段子：“江湖，退出江湖。

如果你的下一代抵受不住练武的诱惑，再拿起剑闯荡江湖，你能阻止得了他们吗？”“下一代？我没想过下一代……”“江湖！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来？”江湖，人在江湖中永远都不能为自己而活，只能身不由己，而你永远也退出不了，因为人就是江湖…… 一入江湖岁月催。

人就是江湖，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活得身不由己，我们都是东方不败，都想“不问因果，独自醉倒”，也都要“皇图霸业，奔赴江湖”，然后，就这样子时光飞逝，我们也就这样子慢慢变老。

人在江湖，总会有对决。

令狐冲和任我行捣毁日月神教老巢。

曾经相互爱慕的两个人各出杀招，致命一刻，东方不败收回发出的夺命银针，令狐冲刺出的一剑未及伤及东方不败的要害。

很显然，虽然东方不败最后的失败完全因为令狐冲这一剑，如果东方不败对令狐冲没有情意，恐怕他杀光所有对手都不会伤一分一毫，而令狐冲如果这一剑直接刺中胸口要害，那也不用再打了。

戏剧就是这样，但想想人生有很多时候也像这戏剧，有很多巧合，很多莫名。

最后，...

陶渊明的诗词及赏析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

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

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

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

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

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

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

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

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

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

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

（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

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

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

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

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

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

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

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

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

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

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

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

”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遂授印去职。

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

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

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

归田之初，生活尚可。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

”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炙人口。

他性嗜酒，饮必醉。

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

他先醉。

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

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

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

”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

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

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

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

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

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

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

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

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

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

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

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

评价崇祯皇帝的诗词名句有哪些？

1、 屈大均的《燕京述哀》其一，作于清初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殇；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意思：先帝长期天不亮就穿衣服 为了国家忧虑操劳 （意思是说先帝勤政爱民）身死社稷来回应为国捐躯的将士 批着头发去见太祖高皇帝 （描述先帝殉国时的情景）风雨甚至遮住了先帝魂魄升天的路 大好河山上都是为国而死的烈士 （写山河大地在满人蹂躏之下，血雨腥风的惨相）先帝在御袍上留下血诏 我大明百姓想起来都哀痛不已 （表达人民对于先皇的崇敬以哀痛）2、李自成的《登极诏》：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意思：阁下其实并不是昏庸不明之人，奈何孤身而立，身边到处都是只吃饭的福胆弟感郗啡甸拾鼎浆人；大臣们都在顾着自己的私利，而到处结党谋私，忠于阁下的人几乎都没有了！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

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

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

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

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

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

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

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

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

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

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

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

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

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

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

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

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

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

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

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

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

（但是他随后又继续宠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

”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

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

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

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

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

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

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

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

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

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

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

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

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

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

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

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

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