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崇洋媚外诗词 你对现今社会崇洋媚外的现象怎么看

崇洋媚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无数人认为西方的科技非常发达，引领全球，而中国的科技水平还不值一提，许多年轻人一味的羡慕国外的教育方式，认为那样的生活才是完美的，再看看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外国人堆里扎，又有多少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有才之士在祖国需要他的时候被丰厚的利益所驱而投奔到国外的公司。难道国外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吗？难道国外的人就一定比中国人潇洒吗？难道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就是荒诞的谬论吗？

我曾经听我的英语老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的英语老师曾留学于俄罗斯与美国，他在兰州市的榆中县有一位朋友，因为做生意而成了暴发户便心血来潮去了趟日本旅游，在那儿，他见到日本人吃的食物都是纯天然绿色食品，用的餐具也是高科技制成无污染的。回国之后，他将几位朋友叫到一起，自称“海归派”，用带有乡村方言的话说：“人家日本人，吃的那是大自然，人家日本人，用的那是高科技！”

但是我还得在后面补一句：“人家日本人，曾经杀害过多少中国人！”

自盘古开天辟地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的祖国也是礼仪之邦，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明和传统的美德。几千年来，我们一直铭记着孔孟之道，秉承着君子之仪。而回眸历史的长河，又有多少的千古帝王开拓出流芳百世的盛事，有多少爱国的将领为了祖国的荣誉而抛头颅、洒热血，憾死沙场。中华民族的一切都是不可磨灭的，是伟大骄傲的。

也许有人反驳道：中国的科技、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跟外国人没法比。确实，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我们没有进行工业革命，历史的原因也将我们的经济水平倒退了许多年。但是请大家擦亮眼看看，改革开放使中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渐奔向小康，而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也由建国初的几十美元曾加了几百倍??这一切的进步，是让西方各国望尘莫及的。

事实证明：相对于世界各发达国家，中国还较弱，但请记住，较弱并不代表着落后！

我们这个泱泱大国，还不断有人崇洋媚外，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前，这些人所谓的爱国心早已荡然无存，由此想想看，我们的下一代在如此的环境里耳濡目染，还会有多强的文化的自尊与自信，难道我们要从“龙的传人”蜕变成“虫的传人”吗？

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曾无数次驱逐了外来侵略者，就算是洪水、地震和恐怖主义的骚扰也打不到中国人民坚强的意志。我们的祖国，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的领先。

我们只能说那些崇洋媚外的人没有深谋远虑，因为我们中国就是一只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的雄狮，总有一天这只雄狮会发出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吼声。我们会吼出个性，吼出自信，让那些对别的国家文化顶礼膜拜，崇洋媚外的人相信――中国是强大的！

很简单，一切都是教育问题！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崇洋媚外是共产党自己造成的，是他们把教育西化的结果，中国的语文课从来就不是一本中国史，而是一部中西结合的混合史，语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相当重要，他是一个国家的文明载体，是一本充满正能量历史书；而中国的语文课本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到毕业，我对语文这门课的核心价值一点都不了解，我不知道语文到底是个什么课目，为什么我们的学习其间充满了语文课？为什么我们要上语文课？为什么我们的语文课里充满了关于外国人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有关外国人的课文？为什么关于我们自己的都充满了黑暗？为什么外国人都充满了美好？这些问题直到我毕业都还困扰着我！直到走出社会看到现在的社会现象我才明白这就是教育的结果，我们的思想被书本彻底洋化了，我们都向往着外国的世界，因为他们都很了不起，而我们是那么黑暗和无知；所以我们喜欢外国，喜欢外国人，这就是我们潜在的思维逻辑！在我看来中国的教育可能只有阿里巴巴的马云能搞得好了，中国的教育需要一个像马云一样的人来做总设计师；这个设计要形成一个体系，一个可以发扬中华文化了解现实社会和古代历史的延续体系，而且这个体系不可随意更改要用法律保护起来；而且中国的英语应该改为选修课，而不是主修课！要不然中国的教育就会持续混乱下去，胡乱的改革永远没有尽头！

如今，“崇洋媚外”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当西方国家迅疾发展时，我们总会拿自己本民族的东西与西方国家的东西做对比，我们嫌弃本民族的文化，认为落后、古板、甚至原始，我们认为国外的一切都很先进很潮流，实际上，我们忘记了追崇文化的本质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如若我们盲目追逐国外文化，不仅会给我们自己带来伤害，也会给我们民族带来伤害。

在我看来，“崇洋媚外”是社会甚至国家发展中会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举一个简单例子，生活中，你看见小A家里生活条件好，他不愁吃穿，也不用为毕业后找工作烦恼，你嫉妒，你羡慕，故而对比心在此时开始作祟，你想像小A那样过优渥的生活，于是，你嫌弃自己的家庭，嫌弃自己的出身，甚至嫌弃卑微的父母。你越是羡慕嫉妒恨别人的生活，就越会让你忘记初心，忘记做人的根本是勤劳踏实，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相信在时间的见证下，你照样能过上比过去好一些的生活。

文化具有多样性，但一些人“崇洋媚外”还不是因为骨子里的不自信与历史观的缺乏，当然，不得不说出现实的一点，无论是文化还是生活用品等，外国的东西自有外国的好，但我们不应该记住了别人的好就忘记本民族的精华，我们应该把别人的好结合我们自身文化进行辩证对待，创造性思考年轻的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本民族文化蒸蒸日上，才能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更有底气地拿出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说我们也有。

关于如何传承民族文化，我想，对于年轻的95后、00后而言，我们要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面对本民族文化既要自尊、自强、自信，也要积极弘扬宣传，又要剔除落后、古板的文化，积极参考外国优秀灿烂的文化，以此帮助本民族的东西更好地出发。

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崇洋媚外

因为智障脑残。好的可以学，甚至可以移民去喜欢的国家。可不仅要把外国想象成，说成完美的国度，自己的国家千疮百孔，各种冷嘲热讽， 这就是脑残智障的崇洋媚外，而且已经进入晚期了。。。

如果只是单纯的爱好，喜欢什么，真就算不上崇洋媚外，这也是有些说崇洋媚外的人被呛声的原因。。。

崇洋媚外

前几天下班，到朋友他们公司去玩，正好他们说有个法国客户下午要过来，在他们的邀约之下，便一同等待那个法国客户的到来了。朋友他们几个是做货代的，海陆空都有做，这个法国客户他们之前都有接洽过，饭是没少吃，可就是不见下单。赖不住性子的魏老板说“我看这客户应该没什么柜走，感觉骗人的成分更多点！”一旁的李老板说“感觉也是，已经吃过几顿饭了，老说要下单给我们，先看看吧，今天再不行，以后也不联系了！”好友陈说到“她应该是个中国通了，我们先看看她今天怎么答复的再说！”

没一会，我们和法国客户一起在他们公司附近的酒店吃饭去了，点了一些湖南菜（法国女客户要求），只见她一面侃侃而谈，我们几人坐在那里也感到有些疲惫了，或许来自欧美地区的人都是比较开放的，她在去洗手间的同时，看到了有桌客人是两个外国人，她便主动上去搭讪了，又是喝酒又是说笑的，把一同前来的我们忘记了。看她和那两个德国人的交谈甚欢，我们也不便打搅。这顿饭局应该是我们和她之间的业务联络，谁料她竟是把话题不往这上扯，未有结果，我们便结束了饭局，法国女客户还在和德国帅小伙聊天。

第二天，忍不住好奇的我问陈法国女客户有没有如约下单，陈说“哎，不但没下单，还问我们借钱，说信用卡刷不了！还说会在什么时候下单……”听完陈的话，感觉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今天吃饭和同事闲聊的时候，听到广东的一些女孩说大陆女孩喜欢嫁给香港人，香港人喜欢嫁给外国人或者移民出国，但凡发达地区，人们就会往更发达地区迈进。想到这里，不禁感到国人其实很多程度上还是崇洋媚外的，看到老外，就感觉比中国人有钱，连服务生对这样的客户都比对待同胞态度好，遇到和自己一样环境的同胞不小心踩了自己一脚，还要和人家没完没了，这难道就是中国人吗？外国人也不乏骗子的，相信做外贸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外国人也是人，也分富人和穷人，也分好人和坏人，不是每个会讲几句你听不懂的英语的就是有钱人，我们面对谁，都应该秉承一视同仁的态度，上当受骗的往往是贪心的、崇洋媚外的人，希望那个法国女人在欺骗一些外贸、货代同行的时候，保持警惕性，过分的崇拜，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求一篇高二关于抵制低俗文化的议论文800字

低俗文化的本质在于其低俗精神。抵制低俗文化之风，需要深入剖析“低俗人”的人性修养水平和内在精神状态，揭示低俗文化之风的社会文化条件，进一步厘清抵制低俗文化之风的思路。

一、低俗文化精神标示人性的堕落；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自觉坚守做人的底线，有效提升人性修养水平

所谓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各种属性的总和，是人之为人并同人以外的一切事物相区别的标志和依据。人性包括多个方面，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实践性和意识性的统一。人性有高低不同的层次之分，如人的社会性高于人的自然性，人的实践性高于人的意识性，人的自觉意识高于人的自发心理；人的理性自觉高于人的感性自觉，等等。所谓人性的提升或堕落，是相对于人的高级属性与低级属性的关系而言，相对于人的品格高下的变动关系而言的。人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其变化的总趋势是提升的。但人性提升的历史轨迹不是简单的直线式，而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对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群体或个体而言，其人性的发展可能出现“逆转”和倒退，这就是人性的堕落。

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所理解的人性，大多承认人性修养有高下之分。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家们习惯于把人性归结为人的理性和道德，并把人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在西方，柏拉图曾把人分为金质人、银质人和铜质人，以区分人品的高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都主张人的本质在于人有理性、有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周易》起就一直把不同品质的人划分为圣人、君子、小人等不同的格次；在传统的汉语言中，有禽兽不如、人面兽心、衣冠禽兽等成语，从理性的角度看，这些成语蕴含着人性高于动物性、社会性高于自然性的道理。尽管上述观点总体上都不懂得“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都体现着蔑视人性堕落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一旦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相结合，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就使当今中国现实的人品评价有了逻辑的和现实的依据。

奢靡享乐、唯利是图以及去思想化和泛娱乐化的人生精神所以标示着人性的堕落，就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人之为人的标准，使人趋向于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其中尤以奢靡享乐的人生精神为甚。《尚书》云：“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孟子也告诫人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奢靡享乐的人生精神会直接诱发人的“精神返祖”，使人丧失礼义廉耻，不断降低做人的道德底线；不断激活和积累人的惰性，使人越来越精神懈怠、行为懒惰、萎靡不振、苟且偷安；不断放大人的贪欲，使人陷于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自觉坚守做人的底线，有效提升人性修养水平。第一，要在认识上科学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的问题，实现关于做人的文化自觉，增强做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自信。“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的问题是任何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都要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时下，有一种相对主义人生观，否认做人应当有标准、有底线，主张人活着“只要快乐”就行，甚至把人生调侃为“我低俗我快乐”，其实质是宣扬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人生观，否认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做人标准。这种观点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是十分有害的，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驳斥。第二，要在实践上发扬人之为人的核心精神，坚守做人的底线，塑造“真人”的品格。人性有别于动物性的根本标志是人的实践性和意识性，其中最核心的东西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勇于实践、不怕挫折、坚持不懈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周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厚德载物，表达的正是人性中的这种高尚。历史的整体进步和人的个体发展都不是自发的，而是人们不懈奋斗的结果；任何一个精神懈怠、情趣低俗的社会、民族、国家、政党或个人都是没有希望的。人生历程如逆水行舟，没有定力、没有坚持必然堕落；要担当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于那些有过成功和辉煌的人士而言，更是要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精神懈怠了，就会贪图享乐，不想做事也做不成事；就会不务正业、走歪门邪道。因此，精神懈怠是人性堕落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应当努力防范。

二、低俗文化之风透示文化主体的道德精神陈腐；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强固文化建设的道德之基，培育高尚道德精神

道德精神是指价值观念、道德理想、道德信念、道德原则、道德意志等各种道德意识的总和，其核心是道德价值观。道德精神有高尚与低俗、健康与陈腐之分：健康向上的道德精神顺应社会进步、和谐的文化需要，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推动力；陈旧腐朽的道德精神严重滞后于社会前进发展的进程，是制约社会进步、妨碍人性提升的精神阻力。道德精神的上述特点也决定其在社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在当前，一方面，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另一方面，奢靡享乐的人生精神、唯利是图的职业精神、去思想化和泛娱乐化的娱乐精神等低俗文化精神也仍有市场。这种状况表明，文化领域“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现实矛盾依然存在，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党和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与某些社会个体或群体道德精神陈腐之间的矛盾。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有效清除道德精神陈腐，培育高尚道德精神，强固文化建设的道德之基。第一，对我国道德发展的基本状况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不搞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文化精神功利化的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道德立场、道德观念的分化乃至对立，高尚精神坚守和低俗精神蔓延的并存，已经是不争的现实；理论研究上笼统讲人的道德本质是“自私”还是“无私”已经没有意义，需要的是对不同环境下出现的不同道德现象作具体分析。第二，进一步加大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要充分认识少数党政干部道德精神低俗陈腐的巨大危害：它是导致其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的最隐蔽的精神根源，对其他社会成员道德精神陈腐也最具诱导作用；由道德精神低下演变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重违法犯罪的案件频发现象，更是严重损毁党和国家的形象，严重冲击整个社会的道德自信。因此，官德不修必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要把“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具体化，努力阻止道德“不达标”的人进入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更不能“带病”提拔任用。要坚持“依法治吏”和“以德治吏”并举，既要对党政干部的违法犯罪坚决依法惩治，也要严加防范道德精神陈腐者的“犯罪风险”。第三，加强社会主流舆论对道德精神建设的正面引导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社会道德精神建设尤其需要社会舆论的积极引导。舆论宣传工作者要在秉持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同时，对社会上的各种道德现象做出合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的道德评价和舆论引导；决不能搞所谓的“价值中立”，甚至利用党和国家的舆论宣传阵地传播陈腐的道德观念，颠倒善恶评价、混淆公众视听。

三、低俗文化之风显示社会文化系统内在精神的杂乱；抵制低俗文化之风就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健全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文化系统

系统是指由各种不同的成分、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统一整体，内在要素的有机联系与合规律的有序运动是系统赖以维系的本质。一个和谐的社会系统必然要求其社会文化也是一个和谐的系统。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要求其文化系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健康、和谐、有序的文化系统。新中国诞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新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封建主义的文化劣根依然存在，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影响更是来势汹汹；在历史文化遗留问题与现实环境结合的情况下，一些封建主义文化改头换面、“借尸还魂”，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文化粉墨登场，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文化精神、资本主义文化精神和社会主义文化精神同时并存的局面，使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面临严峻挑战。

当前社会文化系统的精神杂乱主要有以下表现：其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封建迷信世界观等多种世界观并存。我国多年来坚持对党员干部、在校青年学生、社会团体工作人员等实行较为广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一大批社会成员赞同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但近些年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在干部队伍中未得到有效遏制；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封建迷信和宿命世界观在一些地区和社会群体中蔓延；各种宗教组织及其信徒的超常规发展，各宗教场所与宗教活动在传统非信教族群中的不断扩张，大大挤压了科学世界观的宣传空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斗争不容忽视。其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存。某些涉及历史观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通过编造戏说历史而模糊历史真相、诋毁传统高尚人格、消解高尚民族精神，宣扬抽象人性论、爱情决定论、历史宿命论、历史倒退论等唯心主义历史观，表现出对唯物史观不屑一顾的心态。在一些旅游景点，关于历史古迹、历史名人、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说中，越来越多地渗透着令人啼笑皆非的唯心主义编造。其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并存。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等开展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社会成员的主体拥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宿命主义等各种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依然存在。其四，健康文明的生活文化模式与腐朽没落的生活文化模式并存。奢侈生活者群体与温饱生活者、困难生活者群体在衣食住行、经济文化消费、人际交往等生活方式、行为风气方面，基本形成了各自的“文化模式”。这些不同的生活文化模式往往在心理上格格不入，在生活空间上相互隔离，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与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的矛盾，成为社会文化系统不协调的现实标志。

为什么很多人对上海人的印象不好呢？

因为上海是中国经济相对来说，最发达的地方，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优越环境中，人的心理多少有种优越感 ，他们比较排斥外地人。

他们觉得只有自己才是城里人，其他人都是土包子。

凡事都斤斤计较，不肯吃一点亏，精明是上海人的特色．当然，不是所有，只能是部分。

动物庄园读后感

昨天晚上花了大约2个小时看完了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话说回来吾这个人就是这样，越是忙，就越希望画点时间静下来看看书。《动物农场》非常薄，加上吾本身看书就很快，于是很快就把它看完了，这时候吾倒是有点后悔那么快就看完了它，这本很薄很薄的小说还是需要多花点时间来品位，看一段，停一停，想一想。不过我想往后，我大约会隔一段时间就把它拿出来再读一下，温故而知新。

对这本书和作者都算是慕名已久，买回家垫书橱也有了蛮长时间，我想要不是我最近精神处在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估计这本书还会被吾束之高阁很久。想想我大概有几百年没写过读书笔记了，想想自己以前记的日记，虽然现在看来可能内容很幼稚，不过到底记录的是吾的真情实感，还是平时的一些读书感想之类了。果然人有了一些想法之后，还是要及时记录下来的比较好，否则也许就有很多小小的灵感的火花，就这么从脑子里溜走了。话说吾现在看吾以前记的看霹雳时候的笔记，虽然大部分都是吐槽，不过有些话吾还是蛮惊讶居然是从吾的嘴里说出来的OTL

好了，扯远了，拽回来。先是照旧来简介一下奥威尔这本书，有一个农场里的动物，天天都为农场主干活，但是得到的报酬却很少，可以果腹而已。有一天一头老公猪（老少校）把它们召集起来，告诉它们你们应该站起来反抗农场主，应该得到自由的生活。动物们都群情激愤，个个摩拳擦掌，唱着革命的歌曲《英格兰的生灵》，想象着赶走农场主，想象着以后的好日子。革命很快并且很轻易地成功了，后来又发生了一场“牛棚战役”，奠定了革命的果实，动物农场建立，并且颁布了《七戒》，成为农场的法律。庄园有两只猪雪球和拿破仑作为领导者。但是不久拿破仑用它养的9只凶悍的狼犬（一时间吾想到了八津蛮= =）赶走了雪球，并在以后的时间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他身上，把它宣传成农场的敌人。最后猪们成了农场的领导阶级，变得跟以前的农场主一样，甚至更凶残，而从前的七戒从无数次地偷偷修改，最后只剩下最后一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最后小说在人与猪的脸逐渐切换与逐渐混淆不清中进入尾声。

说实在的，看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吾是感到一股从脚底窜出来的寒意，虽然当时吾可能并不明白也说不清楚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但总觉得很恐怖，跟看恐怖小说完全不同的那种更真实的恐怖。而看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则是先觉得好笑，又觉得心酸，最后觉得很悲哀。吾很清楚这本书是作者影射苏联写出来的，不过……笑……却简直是为中国，尤其是某一段时期的中国量身订做的……

于是来说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动物……

首先是老少校，一般认为老少校隐喻的是列宁，我这里可以认为在中国可以投射到民国时期所有的革命先驱。说起来的，吾看书的时候真的很不HD地想，如果没有老少校出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那就算每天只能得到仅仅可以果腹的口粮，那些动物大概也会觉得日子是可以过下去的吧……就好像从前无数个朝代的无数民众一样，除非日子是真的难堪到不造反就要饿死的地步，否则他们是绝对不会去造反的……这点上我国的普通老百姓的韧性真的是惊人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我在豆瓣上看到不少评论，有人看了《动物农场》以后觉得政治真的是个很黑暗很龌龊很糟糕的东西，于是得出结论这玩意儿要不得，其实我觉得这是跟作者想传达的东西相悖了。我自己试着用杨威利的观点来看，从作者的背景和自己的理解来看，首先作者想要抨击的是集权社会的黑暗和弊端，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政治就是坏的，实际上从本质来说，政治就是政治，没什么好和坏，好和坏的属性是人让政治染上的，不干政治什么事。而集权主义为什么是坏的，因为它让权力被集中在一个人或者某一特定阶层的手中。用田中的说法，一个人或者某一特定阶层，当它握有了绝对权力的时候，变质是必然的，无论当权的是拿破仑还是雪球，无论这个人或者阶层曾经是多么英明。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化，这是历史的铁律。而为什么会产生集权呢，就好像小小的杨问父亲“既然鲁道夫大帝那么坏，为什么人民还会把权力交到他的手上呢”，杨爸爸回答“因为民众是懒惰的”。是啊，因为人民永远都会期盼一个英雄来带领着他们走向美好的新世界，他们不必思考，不必负责任，反正跟着英雄走就对了嘛。没有了老少校，还会有雪球，没了雪球还会有拿破仑，没了拿破仑谁知道是谁呢，反正总会有个人来带领大家，虽然日子很苦，至少权利是属于每个动物的，每个动物都是自由的，都是为了自己工作的。走错了路，反正错误是领导犯的嘛，跟自己没关系，打倒一个再拥护一个就够了嘛。所以说，民众和英雄是互相牺牲的，在《动物农场》里主要表现民众被领导牺牲，在霹雳和银英里主要表现英雄被民众牺牲。

再回到《动物农场》说，农场里的动物，有的很笨，像拳击手，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所以他们的知情权被垄断了。总有一个人来告诉他们（在小说中是一只叫吱嘎的猪），你们多么愚蠢，“上面”的人做的决定都是为了全农场的动物着想，但是你们那单纯的脑瓜无法理解他们伟大的构想，所以你们只要跟着拿破仑就对了，拿破仑都是为你们好。于是这时候我们能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一下，虽然说拿破仑颁布的一些条规，还有吱嘎说的增加了多少多少产量的数据，很多动物都觉得不对劲，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觉得自己的感觉是错的，拿破仑的感觉才是对的，于是他们就不再反抗（嘛，狼犬的牙也不容他们反抗），继续乖乖做着升斗小民，虽然供应的粮食还是越来越少……这里，这些动物是将拿破仑赋予他们的感觉，代替了他们自己的感觉，因为他们太笨了，所以他们的感觉就是不对的，拿破仑聪明，所以他的感觉才是对的。但心理学上讲，无论怎样，别人的感觉无法代替你的，你觉得食物少了就是少了，不会因为你笨食物就多出来，因为你自己的感觉永远都是最正确最能反映你真实需求的。其他人（动物），即使他再聪明，再为你好，他也不应该，更不可能代替你的感觉。

于是这边就来说到一个以前经常提到的问题，民主和素质。在中国，永远不会缺少这样一种声音，“在中国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人的素质还达不到那个高度”，那么好，提高素质靠什么呢，答，靠教育。那我们的教育给了我们什么呢，答，奴性。说句不好听的，我们的国家，古往今来，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都在传授什么，答，顺从。于是，有垮掉的80后，90后，我们的民族性和素质不但没有进步，甚至还在倒退。（再说句实话，如果我是皇帝，我也不希望我的臣民太聪明。）嗯，于是，我们的笨脑瓜，还是无法理解伟大领袖的伟大构想，民主么，自然是不能搞，就只能更加紧密地跟随在党的领导下，就像4个小星星围绕在党的大星星周围。为啥不能是大星星围绕小星星呢？没办法，咱太笨了，还是一切跟从拿破仑同志的脚步为好。

在中国，这是一个永恒的恶性循环。当然有无数人跟我说，“民主不是万能的”，西方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必然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一种制度是万能，在承认这句话的同时，也要承认，“一党执政”也不是万能的。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民主制度在中国就是“不是万能的”，而专制制度就变成了“虽然有很多缺点，但目前总体还是不错的”呢？嘛，也许是吾太笨了，理解不了。其实吾只想借用田中的话，虽然不是万能，但至少是目前比较好的一种制度。其实民主，不需要多高的素质，不需要多少知识，只需要一点责任感，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负责，不是把责任和权利都推给一个伟大的领导者，而是自己为自己做主。说起来，在这个方面，牵涉面最广的政治，和最最独立的研究个体的心理学，得到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其实你会发现，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集体和个人并不是完全矛盾的，而是如此的统一。

扯了那么远，说实话吾不想多扯民主，免得被人说崇洋媚外不切实际。不过吾还是觉得民主最大的好处就是犯了错不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就像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其实是最民主的国家，所以这个错误不应当由希特勒一个人承担，而是由整个德国民族来反思。同样的，伊拉克战争，民众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小布什身上去，因为是民众投票选了这个总统上台的。说的更玄一点，就是神棍所说的，众生造业，众生承担，笑。

不过有的时候真的会想农场的以后会怎么样呢，其实作者这个结尾真的很妙。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哈里.谢顿的心理史学有一条是这么说的，虽然人类学了那么多年的历史，但总结历史，人类从历史里学到的东西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其实人不可能从历史里学到任何经验，同样的错误还是一直在犯，人群对同一刺激的反应不变，这就是心理史学得以实现的基础。而田中说，物换星移，只有人心是不变的。所以如果农场想要真正的解放的话，绝不可以打倒一个统治者，再重新拥护另一个统治者，所以老驴本杰明，永远只是在一边冷冷地看着。民主这东西，永远都不可能赐予，只有民众真正意识到他们需要它，这种制度才可以被建立。否则，统治者赐予的民主，永远也只是包着民主皮的更可怕的专制而已。“政治与我们无关”，鄙视并且抛弃政治的人，政治必将予以报复。

呃，MS还是扯远了，另外让我感触很深的就是那只马，拳击手，他的格言是，“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和“我会更加努力工作”。什么叫“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我想拳击手给我的感触用这8个字来形容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我非常理解本杰明在拳击手被送去屠宰场的时候对着其他的动物的那种愤怒，还有他当时为何会一反常态那么激动地想去救拳击手，甚至可以理解他为何只愿意每个星期天跟拳击手一起去吃草却从不说话。我想本杰明要懂得修饰辞藻并且愿意说出他对拳击手的感想的话，估计也只能说一句“哀其不幸，恨其不争”。拳击手这种人（马）是很美好的，但是他越美好，就显得他越悲哀。他的智慧并不能跟他的勤劳成正比，他永远只能在最底层被人践踏践踏再践踏，连死都要为上位者去换取一顿丰盛的晚餐，可怜他还以为他们会大发慈悲送他进医院好让他颐养天年。这不正是我国2000多年最底层人民的写照么。

雪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人会说如果雪球能留下来会怎么样。嘛，如果我们假设一场意外而非阴谋夺去了拿破仑的生命，我们假设雪球的的确确是个为了人民为了同胞的好同志，假设他甚至实现了风车的理想。但那又怎么样呢，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化，定律绝对不变。就算万一的万一，雪球到死都是个为了人民为了同胞的好同志好领导，那又怎么样？田中说，明君是民主的头号大敌。即便是最好最好的情况，雪球的每一位继任者都像他一样是个为了人民为了同胞的好同志好领导，那又会如何呢？毫无疑问，恭喜各位动物同胞，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正在向你们招手╮(╯_╰)╭

奥威尔还是赫胥黎，that is the question。

不过说实话，看到雪球，我老是会想到刘少奇，所以总是觉得蛮伤感的。毕竟它在牛棚战役里那么英勇，还被枪打伤。可是当人们不需要他的时候，他的死活也没谁管了，反正有倒霉事推到他身上去就够了，只要拿破仑永远是正确的就行了。所以我宁愿往好的方面想，雪球是个英雄，同时也是个被牺牲掉的英雄。

书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细节，比如做什么都要来一句“感谢伟大的拿破仑同志”或者“伟大的拿破仑同志领导有方”，我想某个时期的中国人应该对这句话相当熟悉。

于是说今天就暂时写到这里，其实昨天晚上冒出来的念头还是很多的，只可惜吾那时候爬起来写东西一定会被爹娘暴揍，今天能记得的也就这么多了，就至此搁笔。感谢这本书带给我的启示与乐趣。

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

余秋雨的事迹和故事

80年代的思想解放浪潮落潮以后，整个90年代沦为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年代。在这种平庸和苍白中，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文坛，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相继问世，余秋雨所倡导的“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为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下个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把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他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最喜欢他作品的年轻人们早已经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了——他们至多知道他是研究戏曲的专家、知道他为了“自由”而弃“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不做。所以，余秋雨尽可以“放眼未来”，欢欢喜喜地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

然而，任何人的历史都是无法抹杀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深入中国的历史长河进行一次辉煌的“苦旅”，我也想深入到余秋雨本人所参与过的历史进程中，跟余秋雨先生进行一次真诚而艰难的灵魂对话和精神驳难。这对我本人、对余秋雨先生、甚至对所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必要的、无法回避的。所以，尽管余秋雨先生在许多场合宣称，谁批评他，就是想自己出名；谁批评他，就是盗版书的书商雇请的“枪手”；但是我还是愿意承受着这一“恶名”，来展开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讨论。

对我来说，“余秋雨现象”仅仅是一个个案，它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余秋雨这一具象的生命个体，而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共性”。我希望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历史拷问与灵魂拷问

在余秋雨的一系列“文化大散文”中，始终贯彻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中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纠结而成的“沉淀物”。历史是走向未来的阶梯，忘却了历史，也就丧失了通往未来的立足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在90年代初这一特定的时刻，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对历史进行一场艰辛的“反刍”，无疑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

90年代文化思想的平庸和苍白，掩盖不了社会现实巨大变革的可能性。半个多世纪以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敏锐地感受到自己民族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机遇和危机，因此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作品《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涉及当下的现实，而是把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作为重建新文明的第一步。他提出的问题对整个波兰民族来说是极其严峻的——“你往何处去？”其实，当今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在思索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问题。余秋雨比大部分人先走了一步，他深知，如果没有对历史进行一场全新的拷问，将无法回答这个巨大的难题。他虽然没有写出像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这样的作品来，但是他在《文化苦旅》等散文集中所作的思考，显然是竭尽全力的，这一态度也让人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感动并对作者产生某种程度的敬意。因此，学者张伯存先生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

既然是“苦旅”，那么在余秋雨的笔下，反复出现了许多悲剧事件与悲剧人物。在悲剧人物当中，尤以读书人为其关注的重心。余秋雨在拷问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物时，的确显示出“下笔力透纸背”的功夫。然而，正是在这一面表现得太突出了，另一面就显得失衡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在何方？作者自己在何方？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很少读到他对1949年以来的历史的反思，很少感受到他有直面自身心灵世界的时刻。两个巨大的“空洞”导致了我对余秋雨散文的怀疑。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能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

一面重，一面轻，结果自然是天平失衡。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对此，张伯存先生指出：“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他高贵的文化人心态不能不成为他传播文化时的一丝心里障碍，同时也疏远了他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张伯存《余秋雨董桥合论》，《当代文坛》1998年第2期。）张伯存先生说余秋雨“太在乎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进一步的分析则显得遮遮掩掩，似乎存在着“为尊者讳”的心态。

从逻辑上说，因“高贵”而“疏远”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高贵的形象并不是通过对自身的遮掩来确立的。尤其在文学领域，伟大的作家们往往都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真诚”——真诚地向作者袒露自己的心灵，包括自己心灵中的善和恶。俄罗斯大文豪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无不是将自己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对自身恶行的暴露中，完成对自我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从而走向灵魂净化和舒生之路。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是圣人、不是完美的人、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人，这不仅不会损害他们的高贵，反倒成就了他们的高贵。所以，我认为，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自我灵魂的缺席，并非简单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而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就连郁达夫也勇敢地袒露自己被欲望所淹没的风月生涯，那么余秋雨究竟要掩饰什么呢？难道他还存在着比这更难以直面的往事吗？

同样是历史的拷问者，与余秋雨相比，鲁迅先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鲁迅在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于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行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无目的，只是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状态上，表现出人们的心来。这确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拷问者。”鲁迅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开始与走完艰难的文学道路的。他论事论人固然是苛刻的，但对自己更加苛刻。鲁迅在思考中国的苦难时，把自己放置到苦难之中。奥古斯丁说，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样的区分，只有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之分。过去和未来是现在意识对时间的折叠。因此，鲁迅深深地扎根于现在之中，正视自己内心恶的“基因”或者“诱因”，并抑制它在“现在”发作。他一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部的小人们，而是内在于他的那条“大毒蛇”。他一生都在进行着深刻的抵抗，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对罪恶的抵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们，都在一点一滴地挤出自己骨髓里的毒素，向着健康的人性一步一步地迈进。

为什么标榜“拷问历史”的余秋雨先生拒绝这样做呢？

为什么余秋雨会让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灵魂缺席呢？

这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吗？

“文革余孽”

近年来，许多“文革余孽”又开始重新登台亮相。

沉寂了20年，他们依然还是不甘于寂寞，还是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假如他们要为当年的恶行忏悔，我举双手欢迎；然而，这群饱经沧桑的家伙们，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之意，反而百般为自己辩解、开脱并不惜篡改历史真相，企图蒙骗后生小子。这批文革余孽当中，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核心成员戚本禹、王力等人，他们如同蛟龙重现江湖，大谈自己当年如何如何与领袖亲近，自己又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云云；也有江青钦点的作家浩然，他再次宣称《金光大道》是最了不起的作品，是最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而他本人是对文革中的表现是“问心无愧”的；也有“梁效”成员周一良教授，他口口声声地说“毕竟是书生”，自己是受骗上当的，虽然写了些批判文章，却谈不上干过什么坏事……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不是说要剥夺他们说话的权利，但我认为必须对他们歪曲历史、掩饰罪恶、开脱自我的无耻行为保持十分的警惕并进行坚决的揭露。

比这些人更聪明的另一个人，是在文革中也有过精彩表演的余秋雨先生。他干脆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世纪之交跨过去，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管他是对还是错。他的这一策略，使他与文革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漠，最后仿佛真的跟文革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曾经与许多跟我同龄的、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交流，他们丝毫不知道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听了我的介绍后如同听天方夜谭，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可见，余秋雨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遗忘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拒绝遗忘”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要求。余秋雨先生在《三十年的重量》一文中，对自己中学时代的一篇获奖作文念念不忘，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能够记得中学时代的作品，而完全忘记了青年时代所写的一系列御用的大批判文章呢？

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0.html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逼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

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张育杭《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四川文学》1999年第10期。）

巧言令色的余秋雨先生如何回答呢？

我与张育杭先生一样，都在翘首以盼。

《胡适传》：个案分析

从70年代初期起，余秋雨成为上海文革的一盏明灯。他的走红并非始于90年代初的《文化苦旅》，早在70年代初他就是“理论界”的风云人物。当时，他写作了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大批判文章，这批文章的读者一定比今天读《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人还要多。其中，最著名的有《走出“彼得堡”》、《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胡适传》等等。（这些文章均明确署名“余秋雨著”或“余秋雨等著”，至于其它未署名的、也是由余秋雨撰写的文章还有很多。考证出这些文章确实系余秋雨所写并不困难，因为即使余秋雨本人不承认，但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

《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是典型的石一歌的风格，即把鲁迅先生利用来作为他们打人的棒子，恣意曲解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这篇文章谈的是鲁迅的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余秋雨歪曲鲁迅所说的“永远进击”，对敌人不能讲“大度、宽容、慈悲、仁厚”，而直接移用到当时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打击“复辟狂”——也就是邓小平所走的道路。这是鲁迅先生去世后30多年发生的对鲁迅思想最无耻的“强奸”行径之一。今天那些为余秋雨先生优美的文笔倾倒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那些围着他签名的和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他们尊敬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也会写出以上那样恶劣得不能再恶劣的文字来呢？

余秋雨所写的《胡适传》收入《历史人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一书中。该书为文革后期名噪一时的《学习与批判》丛书之一，张春桥和姚文元相当看重这套丛书。《胡适传》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很值得研究。自从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接着他以一贯的“歪读”的方式，通过对胡适的一首诗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美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侍’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胡适还有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余秋雨先生很有读出弦外之音的本领，他分析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读到这里，我简直瞠目结舌了。假如余秋雨生在雍正时代，他一定是雍正皇帝的宠臣，他来帮助雍正皇帝搞文字狱，不知道要多搞死多少文人。满清王朝根据“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诗而兴起的文字狱，比起余秋雨的想象力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我想，皇帝会放手让最聪明的文人去迫害其他文人的，而余秋雨先生也会干得游刃有余。可惜啊可惜，这么一个天才却生错了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不得不写写《文化苦旅》这样的小文章来混饭吃，更大的天赋——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之一。这是历史上铁板钉钉的记载。那么，如何解释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呢？仅仅是淡化是不够的，还要彻底抹杀。余秋雨是大批判文章的大手笔，当然善于信口雌黄、黑白颠倒。他写道：“要宣传崇洋媚外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贯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比起秦桧当年给岳飞安“莫须有”的罪名来，余秋雨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你胡适虽然也是在推动白话文运动，但你是出于邪恶的目的来推动的。所以，我们照样要全盘否定你。说你白，你就白；说你黑，你就黑。这样的奇思妙想，非天才不能有也。宋高宗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天才，一定会感叹说，没有跟余秋雨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否则一定要“大用”他。

余秋雨在概述胡适在1921年的活动时说：“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够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够勾结！”三个排比，气势磅礴，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章的风格。真个是“杀人不见血”。

《胡适传》是余秋雨文革大批判文章的一个典型。当然，它还不算余秋雨最恶劣的文章。文学史家王尧先生通过对这篇传记的分析，得出余秋雨“大文化散文”的雏形早在那时就开始了孕育，真是一针见血。

上海文人与“才子加流氓”

鲁迅先生生前尖锐批评过上海的无行文人。他画龙点睛地概括说，这类人属于“才子”加“流氓”。所谓“才子”，就是说他们的确才气很高，诗词歌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所谓“流氓”，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上海是出“流氓加才子”式的人物的地方，这个城市最具有“中国特色”，同时也是中国最像西方的城市。鲁迅说，这个地方云集了一批“西崽”和“洋场恶少”。鲁迅很不喜欢这个城市，但当时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在上海与“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们战斗着。

鲁迅当年痛斥过的汉奸文人、《文坛登龙术》的作者、今年已经活到一百岁的章克标，现在又开始在上海蠢蠢欲动。这名“老寿星”屡屡在报刊上接受采访，大谈百岁老人如何睿智地看待一个世纪的风烟云云。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时候，他“委屈”的表示，鲁迅当年“误解”了他，可惜先生死得早，不然会有“和解”的机会云云。而且，章克标居然还登出征婚广告，征求老伴。鲁迅先生不在了，要是地下有知，一定又会写出精彩的文章来。这个活宝，是海派文人的典型代表。

鲁迅先生后继无人，而章克标却后继有人，余秋雨先生不啻是章克标精神的传人。他兼具了“才子气”与“流氓气”，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才子气”，鲁迅曾经谈到古代许多著名的才子，如唐伯虎之流的才子，实际上不过是戏曲中的“二丑”的角色而已。具体到余秋雨，他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谈历史，谈人生，谈艺术，谈自己美丽的妻子马兰，真是无所不谈，才气纵横，就像周星驰在电影中的夸张说法——如同黄河之水，滔滔不绝。王东成先生说，他从余秋雨的散文中“能够嗅到自称江南第一才子的桃花庵主唐寅的影子和气味来”，这一评价极为准确。（王东成《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说“流氓气”，钱理群先生在分析鲁迅所说的“流氓”的概念的时候指出，本来一个人的理论不断变化，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思想者，即使发生转变，他也有思想发展的一个脉络，一个道理。而对流氓来说就不存在，他的变化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你简直弄不清楚他为什么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但他有一个东西不变，就是维持自己的私利。所以这种人，鲁迅统称之为“流氓”。（钱理群《说“演戏”》，见《话说周氏兄弟》，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具体到余秋雨身上，他在文革中会看准时机向专制主义者们献媚，充当“官”的帮凶、帮忙和帮闲；而在90年代的怀旧热、国学热中，他又横空出世，从幽暗的巷子里杀将出来，再次成为时代的宠儿、传媒的焦点、青年的导师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他则充当了“商”的帮闲，而且干得得心应手。最火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参加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说，余秋雨对此“兴奋得不得了，急着要展开他第二个文化苦旅”。本来这一活动是著名记者唐师曾策划的，但余秋雨居然大言不惭地将创意据为己有。在余秋雨的主持下，“文化”与商业得达成了最佳的联姻。

在各地的巡回讲演中，余秋雨装出一副宽容的态度来，胸襟广阔地谈论身边的一切，却不涉及自己。他对文革、对皇权时代的暴力很宽容，却不宽容针对自己的批评；他歌颂皇帝们，歌颂跟自己类似的才子们，却对自己身边老百姓的苦难持冷酷的态度。我想起波普的一段话：“知识分子尤其容易犯的那些罪恶：傲慢，近乎教条主义的自以为是、理智的虚荣。所有这些都是小的罪恶——不像残酷那样的大罪恶。”（波普《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余秋雨轻描淡写地回顾文革，就是一种罕见的残酷。所以，以上波普所说的所有罪恶他都具备了。

鲁迅先生说，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就是拿他过去说的话和他现在所说的话作对比，他最怕你比这个。所以流氓要追求一种“忘记术”，或者叫做“抹杀旧账”。这正是余秋雨不回忆、不忏悔的根本原因。鲁迅说，中国人要抹杀旧账，办法太多了，比如出过一回洋，到国外去一圈，回来，没事了；生一场病，游几天山水，开一次会，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觉，或者自打几个嘴巴，或者滴几滴眼泪，照样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如果还觉得这样太麻烦，就白一白眼睛，反问道：这就是我的账吗？我是这么说的吗？你歪曲我吧？有的时候连眼睛白也不白，因为白眼睛也挺麻烦的。联系余秋雨对自己的过去的叙述，简直有“孪生兄弟”一样的效果。他在《山居笔记》中说，自己在文革中因为生了病，到乡下疗养去了，所以有幸逃过浩劫；他在岳麓书院演讲的时候则对某学者的提问不置一词。或者滴水不漏，或者反戈一击，总之，运用种种手段来让自己从历史中脱钩——就像魔术师一样，即使被重重捆绑着扔到海底，也能够奇迹般地逃生。

余秋雨这样绝不忏悔的人成为中国当代最有“文化”的人，这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正如钱理群先生在论述鲁迅深恶痛绝的流氓文人时所说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当一个社会发生混乱的时候，旧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就会出现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们把语言的游戏性发挥到极点。也可以说，语言的游戏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现是一个‘末路现象’。这几年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流氓横行、沉渣泛起的时代。我们有泡沫经济、泡沫政治，还有泡沫文化，这正是意味着时代要发生变化了。”（钱理群《论“演戏”》，见《话说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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